水次仓是靠近运河以接运漕粮的粮仓。水次，即交兑漕粮的沿河码头。《魏书·食货志》中有北魏神龟(518—519)正光(520—524)之际，府藏盈溢，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右门、白马津、潼涯、墨水、济州、陈郡、大梁等8处设仓的记载。明永乐(1403—1424)时，会通河修成，开始在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及天津等5处设仓，称为“五大水次仓”，储粮可达300万石，由官军支运至京仓、通州仓。

清代仍之，直隶设置7个水次仓，德州、临清、淮安、徐州和江宁各1所，凤阳设2所，作为发给运军月粮并驻防，过往军粮饷之用。相对京仓称水次仓为“外仓”。

一、水次仓的概念与作用

水次仓又叫中转仓、转运仓、转输仓、转搬仓,是中国古代封建政权为转运存储漕粮，在运河或自然河流沿岸设立的国家专有粮食仓库。早在秦代就出现了水次仓的雏形—敖仓。魏晋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明清时达到鼎盛。水次仓在设立初期只具有存储转运的功能，随着管理制度的日益完善，同时还兼有了赈灾、救济、平抑粮价、填补漕粮缺额、公共工程用粮的作用。

在秦汉魏晋时期，水次仓多建于自然河流沿岸，主要目的是转运国家漕粮，满足京师和军事用粮需要。隋代大运河开凿以后，水次仓的规模和功能不断扩大，在管理制度和运输方式上也日益完善，对经济的作用也日渐明显。明清时期水次仓发展达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顶峰，对明清政权的正常运作具有巨大的意义。

二、初步形成：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水次仓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代，秦代建都咸阳，为将中原的粮食转运到京城，秦中央政府在河南荥阳敖山上设转运仓——敖仓。敖仓地势非常险要，地处黄河与汴水的分流处，易守难攻。史书记载“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五十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南带三皇山，秦时置仓于敖山，名敖仓云”。当时中原几乎所有的粮食都是通过济水、黄河、渭水到达敖仓，然后由敖仓转运到秦都咸阳及其他军事重地。由于敖仓位于交通便利的黄河沿岸，并且储粮规模非常庞大，因此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水次仓，敖仓对秦帝国的统一及封建政权的巩固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秦以后转运仓的设立也有借鉴意义，以至于秦以后的很多粮仓都称敖仓。如《新唐书》载，裴耀卿建议“度三门，东西各筑敖仓，自东至者，东仓受之。三门迫险，则旁河凿山，以开车道，运时数里，西仓受之”。

比较明确的水次仓概念出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战争频繁，对粮食的需求量加大，各个割据政权多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设水次仓以供应军需，而且这个时期的水次仓除转运、存储功能外，还具有救济、平抑粮价的功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水次仓功能比较完备的时期。如晋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皇帝石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北魏神龟至正光年间，因国家府库粮食多不能容，水次仓设置地域进一步扩大，其中《魏书》记载的就有八处，分别为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设立的目的在于满足国家紧急时刻的漕运需求，这些水次仓存粮规模现在无法考证，但是均置于交通便利的河流岸边。北齐时，“司农寺，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统平准、太仓、钩盾、典农、导官、梁州水次仓、石济水次仓”。南北朝时期水次仓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司农寺，并且具备了除转运、存储之外的救济功能，为后代水次仓管理制度和功能的完善提供了借鉴。

三、进一步发展：隋唐宋元时期

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运河水次仓进一步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其突出特点就是该时期除充分利用了黄河、淮河、汴河、渭水、洛水等自然水道外，人工运河的使用占到了相当的比例。

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南北经济交流，巩固中央政权，分别于开皇四年（584年）、开皇七年（587年）、大业元年（605年）、大业四年（608年）、大业六年（610年）开凿和疏通了永通渠、山阳渎、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这些运河的开凿除了满足统治者游乐的目的外，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转运漕粮，满足隋代频繁的军事行动。为使转运工作顺利进行，将江淮地区的粮食转运至长安、洛阳或其他军事要地，在近2700公里的运河沿线隋中央政府先后设立了黎阳仓、河阳仓、含嘉仓、广通仓、洛口仓等水次仓，即“隋于卫州置黎阳仓，洛州置河阳仓，陕州置常平仓，华州置广运仓，转相委输，漕关东之粟，以给京师”。这些水次仓在规模上相当庞大，据《隋书》和《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洛口仓兴建于开皇十六年（596年），后来由于规模不断扩大，遂于大业二年（606年）修建仓城，洛口仓周围二十里，有粮窖三千余个，每窑存粮达8000石。

唐朝建立后，对隋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有很多继承和发展，比较突出的就是继续利用大运河转运漕粮和物资。为使转运工作顺利进行，唐中央政府设转运使和发运使进行专项管理。唐开元年间，转运使裴耀卿改革漕法，于汴口设中转仓，“江岸船至河口即却还本州，更得其船克运”。唐代除新建立了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等新的转运仓外，还继续利用隋代的水次仓储，如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因河南发生饥荒“出东都含嘉仓粟七万石，开场粜以惠河南饥民”。唐代水次转运仓在数量上超过隋代，在地域设置上也更加合理科学，为宋、元、明、清转运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经验。

两宋时期对仓储建设也非常重视，在户部下设度支分司专门管理粮食的储备和调运，为保证转运仓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京师，中央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筹集粮食，根据年景好坏或以市价买粮入仓，或以纳钱代谷，使转运仓的存粮维持在600万石左右。宋代的转运仓在普及程度上要大于隋唐，除在京城附近设仓外，远离京城的泗州、真州、扬州、楚州等地也设立了转运仓，以“备中都缓急”。另外，在漕运立法方面宋代也更加严密。需要指出的是，水次仓转运漕粮虽然有着极大的优越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宋代尤为突出，转搬“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另外在装卸粮食时“粮以屡载屡卸，故得因缘为奸也”。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封建国家，也是军事行动极为频繁的政权。为了满足大都用粮及军事用粮的需要，至元十三年（1276年）开凿济州河，贯通了济宁到山东东平的运道。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挖了长达250里的会通河，至元二十八（1291年）在郭守敬的主持下疏导了通惠河。再加上江南运河，元代运河总长达三千多里。为了将江南漕粮顺利转运到北方，元中央政府在天津（直沽）、河西务、通州设立了一系列水次仓群，其中天津有“直沽海运米仓”、“百万仓”、“广通仓”，河西务有十四个大的仓群，通州则有十六个大型粮仓。元政府对这些仓储非常重视，先后设立通惠河运粮千户所、都漕运使司、都漕运司管理漕运和仓储事务，而且还不断完善对这些仓储的管理。延佑六年（1319年）十月，省臣言“漕运粮储及南来诸物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今岸崩泥浅，不早疏浚，有碍舟行，必致物价翔涌。都水监职专水利，宜分官一员，以时巡视，遇有颓迢浅涩，随宜修筑，如工力不敷，有司差夫助役，怠事者究治”。总之，元代水次仓转运存储的粮食主要以海运为主，这是因为元代运河不仅水源缺乏、运道艰涩，而且河道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尚未完备。

四、繁荣与衰败：明清时期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北方政治中心需要大量的粮食来满足京城贵族和边防军队的需要，而经济中心却位于远离京师的江淮地区，所以发展国家漕运显得尤为重要。洪武至永乐初年，国家漕粮主要依靠陆路和海路转运，这时的粮食主要用于军事行动。明代水次仓管理机构比较严密，除有户部主事监管外，另有具体的管理人员大使和副使。明中后期宦官的势力也逐渐渗透到水次仓储，对水次仓的正常运转产生了巨大的危害。如此大量的中官不仅贪污受贿，而且盗窃仓粮，勒索军户，扰乱仓务，严重损害了水次仓的正常运转。直到嘉靖十四年（1535年），因监仓中官王奉、季慎相互揭发对方的贪渎，嘉靖皇帝才最终撤销了监仓中官。水次仓在明初作用较大，主要是因为该时期运河畅通，支运法转运粮食较多，后期由于国家重视程度的降低以及长运法的实行，其作用也不断变小。

清代沿袭明代长运法，水次仓存粮不是很多，主要用于驻防军队和运军的口粮支出。清代的大型水次仓主要有德州仓、临清仓、徐州仓、淮安仓、江宁仓、凤阳仓。清代水次仓的储粮规模一般少于十万石，主要来自附近州县的田赋征解。据《大清会典》记载,临清仓额征粮69389石，淮安仓29443石，徐州仓20693石，凤阳仓44668石。清中后期后由于改折之风的盛行以及农民起义不断，水次仓存粮日少，逐渐走向衰败。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运河被拦腰截断，此后漕运逐渐废止，运河沿岸的水次仓也因此没落。近代以来，随着铁路、公路的兴起以及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出现了更为快捷的运输方式，历史上位于自然或人工河流沿岸的水次仓便为更为先进的物流仓储所取代。

参考来源：郑民德.水次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演变[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13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