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粮通过运河的长途挽运是漕运的中心环节，为了确保漕粮及时安全地运抵北京，明朝先后在漕粮运输方面颁制定了一系列条例法规。本篇文章主要介绍漕粮开仓兑运规定。

漕运是明清时期王朝贡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于明代漕运制度改革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些成果在论及明代漕运运输方式改革时多着眼于“三次转变”的总体趋势，对运输方式的变化做了详细的考证与研究。认为明代前中期的漕运制度大致经历了支运、兑运和长运三个阶段，即永乐十三年（1415）实行支运法，宣德五年（1430）推行兑运法，成化七年（1471）实行长运法，成化十年（1474）完全“改兑”，官军长运遂为定制。对于明前中期三次改革趋势基本达成共识，即漕运运输方式改革的总趋势是：一是由军运代替民运；二是由长运代替分程接运。长运之后漕粮运输环节，学界多认为“维持长运法的方式不变”，一直延续到清代。至于长运法是如何运作，军民如何交兑，运军如何运输，在明代后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发展趋势如何延续到清朝，尤待深究。

图 舟楫千里:大运河的生生不息

明朝中期前，曾规定收漕各水次仓，要在每年的十月开仓征收，十二月完工，然后听候运军一到，即开仓交兑。如过期无粮，将由领运官上报监兑主事，追查责任。隆庆四年（1570），再度题准漕粮“定限”：十月开仓，十一月兑完；大县限船到十日，小县至五日，十二月开仓起运。如十二月底以前，因粮、船准备不足而不能按时起运的，从当地地方官到领运军官，都要受罚，轻者罚俸，重者降级。

相较于支运法，兑运法和长运法的关键在于改为“水次交兑”，也就是某府漕粮在某府水次交兑于军。从“支”改为“兑”，增加了“军民交兑”环节，可以说长运法是兑运法的进一步推行，将仍行支运的部分漕粮改为兑运，瓜洲、淮安水次改到附近水次，运输方式上表现为运军直达，并逐渐形成定制。

参考文献：

[1]张程娟.长运之后：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J].学术研究,2021(09):134-146.

[2]吴滔.改兑与冻阻：明代漕运体制的两难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20(07):124-135+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