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漕粮的“截留”制度：半途截留漕粮，也是清朝的赈灾方式之一。“截留”为征纳地区所省下的粮食数额，要远大于京仓那边的相应的减少额。因为除了应运往京城的额征数，有漕粮任务的地区还必须支付各种额外开支（附加税），如征收过程中的各种费用，以及运河运输的全程所需费用。后者不仅包括运夫的工资，还包括补偿途中必然会发生的缺损（如丢失、霉烂）的备用粮食。

按照1829年的统计数字，其中包括了各种额外加征的具体项目，根据这些数字，每石额征漕粮的额外加征平均为粮食0.59石，银0.23两。假定1两银等于1石粮，则额外加征相当于额征粮的82%。也就是说，减免1石漕粮（这个数字也就是京城仓储"缺失"的数量）就相当于解除了纳税者1.82石粮食的负担。

按照全汉昇和克劳斯的估计，假定在额外费用中，40%是用于征收和从产区到运河之间的运输过程，60%（即大约0.5石）是用于运河上的运输和从运河到北京的运输过程。结果是，如果漕粮征集“之后”（包括额外加征）被截留在南方，那么，北京每“减少”1石粮食，南方就会省下大约1.5石（1石定额数加上0.5石运河上的运输费用）。仓储设施就建在直隶，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加以利用，而除了直隶，其他地方并不总是能够及时利用漕粮进行赈济。漕粮在秋后开始征收交兑，到冬末才起运北行。

图 清代漕运示意图（来源于网络图库）

在1690年—1800年这个时期里，清朝政府经常利用漕粮来平抑物价，进行赈济，或建立备用仓储，常常是一年接着一年。多数时候，漕粮是在起运前截留在征收的本省，如果是用于直隶赈济，就留在通州（有时直接截留在运河沿途地方）。偶尔，也会将漕粮截留在征收省份之外的地区，但这种情况很少，我所发现的只有10个例子，都是在1710年—1748年间。一般来说，是将漕粮就地留用，或是全部运往本省内的其他受灾地区。

至于截留的漕粮数量，1740年代似乎是个转折点。大量截留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一趋势可能既反映了救荒制度的更有效率、更为慷慨，也反映了漕粮生产的发展。直到这个时期，我们才发现了更多的一年截用50万石以上的实例。

1763年的一个奏疏赞美皇朝的这种慷慨大度之举，"不惜截留"漕运以赈恤百姓，并提到，从1753年—1762年，共截留漕粮540余万石，发京仓米46万多石用于京城平粜。两项合计，即这10年共约截用漕米590万石，平均为每年应征数额的15%—20%。该奏疏还表达了对这种大量截留的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京城仓储的供应。但是，我们发现，就在这之后的一些年里，截留漕粮的数量在迅速攀升，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

“1763年为15万石，1764年为20万石，1765年仅直隶即60万石，1766年还是给直隶130万石，1771年给各省80万石。”

截漕数量直到这个世纪末仍比较高，一个省一次给30万石不足为奇。这一数量对于较大规模的赈济来说是可以起到显著作用的。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漕粮不仅仍是救灾的重要粮食来源，而且随着常平仓的日益空虚，各地方官也越来越频繁地要求截漕以为救急之策。所以，这个时期对于朝廷储备的需求肯定日益增加，即使仅仅是由于人口增长。

参考文献：《清朝漕粮：清朝如何用漕粮进行赈灾？官府如何处置多出的漕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