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珠市口街中间路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窄胡同。这胡同长约40米、宽0.7米，堪堪能容两人错身，在“无名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里，是最窄、最不起眼的一条。但这条胡同却不是什么无名胡同，一百五十年前，胡同的尽头连接着清政府官定的银钱交易市场，胡同里聚集着北京城重要的炉房银号，每日有“飞鸽报汇，炉房融银”的盛景，这条胡同成为了北京最早的金融交易场所，因此得名“钱市胡同”。
钱市胡同内现有九组建筑，南北两侧是炉房（银号）旧址，西侧尽头有一座大罩棚，是早期银钱交易市场。这些建筑曾在光绪年间被付之一炬而后重建，这条炙手可热的金融街逐渐在动荡中回落成为平常的居民区，钱市胡同历经百年风霜，也见证了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清末民初的转变。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珠市口街中间路西，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窄胡同。这胡同长约40米、宽0.7米，堪堪能容两人错身，在“无名胡同赛牛毛”的北京城里，是最窄、最不起眼的一条。但这条胡同却不是什么无名胡同，一百五十年前，胡同的尽头连接着清政府官定的银钱交易市场，胡同里聚集着北京城重要的炉房银号，每日有“飞鸽报汇，炉房融银”的盛景，这条胡同成为了北京最早的金融交易场所，因此得名“钱市胡同”。
钱市胡同内现有九组建筑，南北两侧是炉房（银号）旧址，西侧尽头有一座大罩棚，是早期银钱交易市场。这些建筑曾在光绪年间被付之一炬而后重建，这条炙手可热的金融街逐渐在动荡中回落成为平常的居民区，钱市胡同历经百年风霜，也见证了北京城乃至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清末民初的转变。
清乾隆年间，钱市始设
清嘉道年间，钱铺互保
清光绪年间，汇兑兴旺
庚子之年，燎原之祸
民国年间，钱市衰落
近五十年，转为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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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九年（1744）十月，内阁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设立钱市。
钱市经纪，宜归并一处，官为稽查，以杜抬价。查钱市向设经纪十二名，各铺户有高抬钱价者，责成经纪，严谕平减，不许垄断；但该经纪等散居各处，早晚时价，难归画一，向无专员约束，或与钱铺通同勒索。查正阳门外，为商贾云集之地，应令经纪等，聚集一处，每日上市，招集买卖铺户商人，遵照官定市价，公平交易，以杜私买私卖之弊。”（《清实录》第 11 册，中华书局，1985，第 925 页）
此后，京城就有了经官方批准的十二名“钱市经纪”，专门主持银钱交易。这些“钱市经纪”散布京城各处，各行其是，以致银钱比价高低有别，甚至有些“钱市经纪”与“钱铺通同勒索”，扰乱银钱交易市场。为此，清政府决定将十二名钱市经纪“聚集一处，每日上市，招集买卖铺户商人，遵照官定市价，公平交易。以杜私买私卖之弊”；同时，选择商贾云集的正阳门外作为办公之所，并委派专员管理（《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二六）。这里的正阳门外应该就是珠宝市，此为珠宝市钱市形成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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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年间，钱市兑换乱象引官府重视，给事中何学林奏请制裁奸商，打击钱庄共谋，加强交易监管，清廷下令对钱铺的营业担保、赔付进行严格规定，要求新开张钱铺必须与另四家“互出保结”以防金融诈骗。
“京城钱铺，与钱市通同一气，兑换钱文。每千多有短少，往往换钱之人，向争不理。并有狡猾铺户，多出钱票，陡然关铺逃匿，致民人多受欺骗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五城实力查禁，并照该给事中所请严立章程：开张钱铺者，必令五家互出保结，遇有关铺潜逃之事，即令保结之家照票分赔。其换出钱文，除照向例钱市与铺家准各扣底四文外，如有任意短少，许换钱之人扭禀地方官随时究治以儆奸欺而便民业。”（《清会典》卷七百七十四）
道光朝，直隶深州孤城村卢天保在前门外珠宝市创设久聚（后改为复聚）炉房，随后其家族陆续开设万聚、全聚、增茂、聚增等多家炉房。此外，为进一步治理钱市乱象，清政府明确要求京城所有钱铺“无论新开旧设，均令五家联名互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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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至同治时期，户部批准珠宝市（含钱市胡同）二十六家炉房承接各省税银改铸业务，这些炉房遂成为官炉房。此后，官炉房不再增加，也不得更换地址，珠宝市外开设的大、小炉房均为私炉房。光绪年间，贸易顺差使白银成为市场通货，“银钱汇兑”业务兴盛，京城钱市成为金融交易的中心，每日发布汇率变化，形成“飞鸽传汇”奇景。
“初四日为银市开盘之期。是日黎明，都城钱店无论有无交易，皆须到市，惟关闭者不到。今年仅闭前门内西交民巷景泰一家，余皆安然无事。”（《申报》，1885年3月9日，清光绪十一年，第3版。）
“每天这里的钱店用水牌公布比价。所以全城的店铺每天清晨都派人来这里看水牌，而后才能开店营业。为了抢时间，来这里看水牌的人往往把比价写在纸上，绑在鸽子腿子上，放回去。是当时最快捷的传递方式。”（《老北京街巷图志》张洪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8）
钱市胡同中聚集大量重要银号，联络各地商帮，成为北京“金融街”。在裕丰源、谦和瑞炉房等组织下，以珠宝市二十六家官炉房为基础，共同出资在珠宝市购买房屋一所，成立公议局。京城各炉房所铸银锭，均需送至公议局审查，合格者打上“公议十足”及炉房名称等戳记，方能在京城流通。经公议局审查的银锭，从未出现成色不足现象，在京城享有极高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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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大栅栏地区某洋货铺被烧，火势蔓延至整个珠宝市地区，致使以甬商（宁波商帮）“四恒”为首的大小银号停业，北京金融秩序一片混乱。
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2018年10月，第1版。）
政府采取了救市措施，开放户部公款救济银市，强制炉房开业，以保证钱币充足。不想两个月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各家钱庄不得不继续歇业，救市暂被战争搁置。
市面流通，视乎票号炉房以资周转。珠宝市炉房二十六家，去年五月被火，现将修盖完竣。号商去秋辍业回籍，臣等于今春咨会山西抚臣，转饬该商起程，入夏以来，稍稍到京。臣近接户部来文，催令号商补缴上年七月以前银两。经臣等传志诚信等号到案开导，已允遵照原数陆续交库 此外，各商营运到京者亦复不少。南省漕粮六月内连樯到沽，径由火车盘运入仓。此市面逐渐复旧之情形也。”（《义和团档案史料·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中华书局，1959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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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银元逐渐取代银两、铜钱成为官方通货，使“融银”为业的“炉行”日益衰落。民众对传统银锭的需求下降，致炉房铸造银锭业务急剧减少。
同时，北京政治的动荡、城市地位的下降及银行业的兴起也极大冲击了银号生意，使钱市逐渐式微。1915年，珠宝市炉房的化银炉全部拆除，转型做存放款及汇兑等业务。1921年，京城仅剩下珠宝市十二家银号，其中增茂、万聚、聚泰炉房也已停业（《京师总商会行名录》）。1931年，仅存七家银号。1935年，全聚厚、万丰等银号倒闭，仅存珠宝市聚义银号。同年，法币政策颁布，不久后日伪政权禁用铜元，银钱交易彻底失去市场，钱市终被废弃。昔日“飞鸽报汇，炉行融银”的景象也泯于历史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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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清时京城的“金融街”已经正式改名为“钱市胡同”。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中，前门大街珠宝市出现“钱市胡同”的名称，至1950年初，第一位居民住进钱市胡同1号。从此，钱市胡同逐步改为民居。
近年来，为了保护传统遗迹，西城区对钱市胡同住户及建筑进行了重新安排。2009年，西城区人民政府公布其为“钱市胡同炉房银号建筑群”。2013年，区政府开始组织清退居民，至2020年已基本清空，并对危房进行了加固处理。不久的将来，钱市胡同会建成独具特色的炉房银号建筑群博物馆。
正阳门箭楼
北京坊
五牌楼
广和楼
珠市口
鲜鱼口街
大栅栏
史料均来源于
《清史稿》
图片资料来源为
中国钱币博物馆
后金、清入关前
银钱复本位制，满汉并行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受统治区域满汉杂居影响，满文钱、汉文钱并行，且满文钱较汉文钱大。由于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流通货币需求小，后金尚未设立钱局。制钱技术落后，以小炉铸造为主，尚未引入“母钱翻砂”铸造技术。
图 1 天命汗钱、天命通宝、天聪汗钱（从左至右）
“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
顺治时期
“顺治通宝”，铸币、流通制度形成
顺治设立铸造局，确定中央与地方的钱币铸造系统。
图 2 顺治通宝
“‘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
顺治规定各省铸钱机构，逐渐引导民间流通钱币由明崇祯钱向“顺治通宝”过渡。禁止私自铸造、伪造钱币。到顺治十七年，实现了从承袭明制到自主币制的转变。
“各省、镓遵式开铸，......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余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
康乾时期
承顺治制，出现“钱荒”
康雍乾时期主要承袭顺治钱制，钱币种类、铸造流通逐渐规范。自康熙在位后期，原先的铜钱铸造供应不足，民间出现“钱贵”的现象，银钱兑换定价波动。雍正时期，滇铜始铸。乾隆时期，“铜荒”出现，开始成为困扰清朝后期经济的重要问题。
图 3 康熙通宝
图 4 雍正通宝、乾隆通宝（从左至右）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
嘉道时期
私铸银钱成风，洋银冲击币制
受“铜荒”影响，通宝成色因时因地而异，官方“局私”（铸币局工匠铸造重量不足的钱币中饱私囊）和民间私铸现象严重。道光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军费开支加大，征税来源地减少，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
图 5 嘉庆通宝、道光通宝（从左至右）
“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
嘉庆、道光年间，华洋互市使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与纹银共同充当货币，导致纹银日益减少、价值高涨。
图 6 外国银元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
图 7 民间自制银元（仿洋银）
道光年间，各地银号仿洋人铸银元成风，银元成色低下，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为后期白银外流带来隐患。
“从前洋钱流入内地，其成色原比纹银为低，其价值原比纹银为贱......未几而洋钱等于纹银，又未几而洋价浮于银价。”
——林则徐，道光十七年（1837年）上书
咸同时期
“大钱”、“铁钱”铸造，白银外流
咸丰时期，鸦片走私和“钱荒”并行，造成严重的白银外流现象。鸦片战争后，民间纸币与外国银行券广泛流通，外国银元、私铸银两成为民间主要货币。
图 8 流入的西班牙银元
初，洋商麕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
图 9 民间私铸银饼
白银外流现象动摇银铜复本位制，对国家财政及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政府开始尝试发行“大钱”和官票、宝钞作为救市的方法。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文宗卽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咸丰二年......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
图 10 户部官票
“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
图 11 大清宝钞
“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卽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椁收解’。 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
图 12 咸丰大钱
“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 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
受“钱荒”影响，部分地方在铜钱铸造中添加铁、铅，转嫁财政危机。同治时期类似，且大量钱局停止铸钱。宝钞、官票、大钱、铁钱均与白银挂钩，作银两兑换凭证用处。
图 13 咸丰铁钱
“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欵，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欵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
但是，官钞、大钱信誉不足，且因面值大、发行量过多而不方便使用，无法在民间广泛流通。“盗铸”大钱、铁钱的行业也日益兴盛，官方严查、死罪威胁也无济于事。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欵多抵拨旣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卽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
清末光宣时期
铸钱入不敷出，尝试新金融体系
钱价过高，导致铸钱成本远高于利润。为应对危机，李鸿章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天津引入机器铸钱以恢复币制，但工本过高，铸造折损严重。
图 14 机器制造的铜制光绪元宝
图 15 银制光绪元宝（广东省、北洋造）
“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
为解决“钱荒”问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仿外国银元样式铸造“铜元”，流通顺畅，广受欢迎。
图 16 户部大清铜币
“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旋艳其余利，新政饷需皆取给焉，竞铸争售，乃至不能敷铸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筹建政府银行，以白银为本位，开始通过钞票发行调控纸币流通。
图 17 光绪年间银本位纸币
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二十九年，允户部请，设置官银行，以部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欵公债皆主之。”
民国政府
确立银本位，以汇兑向金本位转换
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确定使用银本位制度，发行银元，规定法币成色、重量及主辅币关系。
图 18 中华民国地方银行纸币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
——《国币条例》
使用银本位的原因在《细则》中解释，认为中国目前的黄金储量不足，且白银储量大，若实施金本位则难以处置。此外，实施金汇兑制有受制于人之嫌，因此最终仍沿用银本位。
毋庸置疑金本位之美善......然中国现蓄之金，实不足供全国币材之用。购诸外国，劳费太巨。国中现有之银，骤难处置，或致酿金融界非常之变扰。”
——《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理由书》
民国七年（1918年）颁布《金券条例》，并建立使用金券进行国际贸易的中华贸易公司，进行金本位尝试。金券与国币之间的比价按金银市场兑换价格确定。
图 19 中华民国中国革命军金币券
政府为便利国际贸易预备改用金本位起见，得由币制局指定之银行发行金券。......持券人得向指定之银行汇至本国他处或外国。”
——《金券条例》
南京国民政府
银本位受国际冲击，币制重建
1928年，中国政局稳定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宣称推行“银元本位”，致力于建立起自身完善的货币体系。当时中国的货币体制是一种“浮动汇率制”，其币值由伦敦市场、纽约市场和上海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较之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更加不稳定。
大萧条初期，金本位国家陷入困境，银本位中国由于白银与其他商品同样价格走低的形势，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出口的优势。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海关金”（1930.1，收回海关主权，改变海关收税计算单位，保障中国外债偿还）与“去两改元”政策（1933，完成银本位币制的统一）。
图 20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银币
图 21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纸币
1933年，为了稳定不断下跌的世界银价，美、英、法、印度、西班牙、中国等国家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署了《国际白银协定》，限制白银的生产和收购，银价逐渐止跌。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产银州议员为提高世界银价所作的《购银法》，在世界范围内疯狂购银，增加白银在货币储备金中的比重，以期平复国内的经济危机。此举引发了世界银价的大幅上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
图 22 1935国民政府央行关金券
1936年，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带领使团赴美谈判，签署《中美白银协定》，借助美国提供的外汇贷款放弃银本位制度，重建币制。
后金、清入关前
1621-1644
顺治时期
1644-1662
康乾时期
1662-1795
嘉道时期
1795-1851
咸同时期
1851-1875
清末光宣时期
1875-1911
民国政府
1911-1918
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
后金、清入关前
1621-1644
顺治时期
1644-1662
康乾时期
1662-1795
嘉道时期
1795-1851
咸同时期
1851-1875
清末光宣时期
1875-1911
民国政府
1911-1918
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
史料沿革
币种演变
史料均来源于《清史稿》
图片资料来源为中国钱币博物馆
币种演变
史料沿革
后金、清入关前
1621-1644
顺治时期
1644-1662
康乾时期
1662-1795
嘉道时期
1795-1851
咸同时期
1851-1875
清末光宣时期
1875-1911
民国政府
1911-1918
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
后金、清入关前
1621-1644
顺治时期
1644-1662
康乾时期
1662-1795
嘉道时期
1795-1851
咸同时期
1851-1875
清末光宣时期
1875-1911
民国政府
1911-1918
南京国民政府
1927-1937
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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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至同治时期，户部批准珠宝市（含钱市胡同）二十六家炉房承接各省税银改铸业务，这些炉房遂成为官炉房。此后，官炉房不再增加，也不得更换地址，珠宝市外开设的大、小炉房均为私炉房。光绪年间，在裕丰源、谦和瑞炉房等组织下，以珠宝市二十六家官炉房为基础，共同出资在珠宝市购买房屋一所，成立公议局。京城各炉房所铸银锭，均需送至公议局审查，合格者打上“公议十足”及炉房名称等戳记，方能在京城流通。
图 “公议十足”戳记
银号发行的银票可以在炉房兑换成银两。《李鸿藻年谱》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六月十九，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早晨处理公务，取恒和银号发行的银票五千两，命下属去向炉房兑换银两。
据尚绶珊《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言，当时银票除四大恒（恒利、恒和、恒源和恒兴）之外，尚有泰原钱铺所出之银票，市面上乐意收存。其他出票家过多，不可胜计，因信用不如四大恒之著，其所出之银票，收票人随收随取，不愿留存，可以委托炉房钱铺代为取现。
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阴。卯刻大雨一阵，巳刻晴，午后又阴。 寅正即起，为菊孙作函；将恒和银票五千，命杨升、袁升至公匮向炉房兑银。
——李宗侗、刘凤翰 著：《李鸿藻年谱•年谱•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七十四岁》，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1版，第491页。
图 光绪秦丰昌银行兑换银票议平纹银壹两
炉房的兑条受银行承认，可以凭此办理存款。《绍英日记》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初六午后，内务府大臣马佳·绍英前往汇丰银行办理存款，他将炉房兑条五千两交给银行经理，经理说今天洋人已经离开，可以第二天早上办妥，再将存据送去。
初六日（9月16日），早，寄天津家信二封，交北宅大、二少爷寄去，并寄银百两及食物等件。午后至蔚泰厚办提款事，见侯子猷、康陛卿。进城至汇丰办存款事，见邓文藻君翔，将炉房兑条京足五千两交伊，伊云今日洋人已走，明早办妥，将存据送去可也。回家接四哥来信一封，津寓均吉，慰甚。
——绍英 著，张剑 整理：《绍英日记•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日记•第十九册日记•八月》，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第1版，第201页。
银号也有“售后”机制，若银两成色不佳，发行的银号当负责更换。《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初五，书法家郑孝胥的友人王梧冈手中有银两成色很差，不能用，他们便去寻找流出此银两的同源汇局。两人打听到汇局的管理者姓陈，住在裱褙胡同，于是前往这位陈管事的住处，向他说明了银两的情况。陈管事查看银两后同意更换，派一名手下随二人到前门珠宝市祥瑞银店，重新取银给王梧冈。
初五日（2月8日）王梧冈来，言银色太劣，不可用。余遂出，赁车至东牌楼，遍访同源汇局不得。入江米巷寻得之，云管事者陈姓，在裱褙胡同。复至其寓，出银示之。对曰：“可换。”即有一人坐车偕出前门珠宝市祥瑞银店，别取银七十二两。至英古斋下车，饥甚，梧冈蒸馒头食余。顷之，可庄、贻书兄弟等皆来，共出游厂肆，人多处遂相失，逢荫孙表弟。薄暮，独归，灯下治墨壶。是日，携三十金归，馀存英古斋。
——郑孝胥 著，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劳祖德 整理：《郑孝胥日记•丙戌日记•初五日（2月8日）》，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版，第89-90页。
钱市胡同起于乾嘉，于晚清“古今未有之变局”下成为中国金融汇兑的中心，汇集了炉房银号等晚清核心金融机构，也承载着中国金融制度百年来在外部冲击下不断变革的历史记忆。从“钱荒”、官银号设立，到飞鸽传汇、“金融街”形成，钱市胡同中的金融机构通过银铜汇兑与纺织、煤炭、外贸等行业广泛联系。其影响遍及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交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农为本，商为末”的思维框架下，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钱市胡同记忆的重构，是一次建立在市民共同记忆上的金融史回望。胡同的盛衰兴亡不仅与国运紧密相连，还是史料辑录中大小事件、小说传奇中市井闲谈的集合，联系起城墙边来来往往的个体命运。时过境迁，如今的钱市胡同早已成为寻常巷陌，我们却仍可以从古建筑与零星记载中一窥昔日的繁华，回溯到百年前先人的金融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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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清入关前
银钱复本位制，满汉并行
后金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受统治区域满汉杂居影响，满文钱、汉文钱并行，且满文钱较汉文钱大。由于经济发达程度较低，流通货币需求小，后金尚未设立钱局。制钱技术落后，以小炉铸造为主，尚未引入“母钱翻砂”铸造技术。
图 1 天命汗钱、天命通宝、天聪汗钱（从左至右）
“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
顺治时期
“顺治通宝”，铸币、流通制度形成
顺治设立铸造局，确定中央与地方的钱币铸造系统。
图 2 顺治通宝
“‘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
顺治规定各省铸钱机构，逐渐引导民间流通钱币由明崇祯钱向“顺治通宝”过渡。禁止私自铸造、伪造钱币。到顺治十七年，实现了从承袭明制到自主币制的转变。
“各省、镓遵式开铸，......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余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十七年，复直省铸，令准重钱式，幕兼用满、汉文。”
康乾时期
承顺治制，出现“钱荒”
康雍乾时期主要承袭顺治钱制，钱币种类、铸造流通逐渐规范。自康熙在位后期，原先的铜钱铸造供应不足，民间出现“钱贵”的现象，银钱兑换定价波动。雍正时期，滇铜始铸。乾隆时期，“铜荒”出现，开始成为困扰清朝后期经济的重要问题。
图 3 康熙通宝
图 4 雍正通宝、乾隆通宝（从左至右）
“官局用铜，自四十四年兼采滇产。雍正元年，巡抚杨名时请岁运滇铜入京。......乾隆二年，以钱价久不平，饬大兴、宛平置钱行官牙以平钱价。上念私销害尤甚，益厉行铜器禁。”
嘉道时期
私铸银钱成风，洋银冲击币制
受“铜荒”影响，通宝成色因时因地而异，官方“局私”（铸币局工匠铸造重量不足的钱币中饱私囊）和民间私铸现象严重。道光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军费开支加大，征税来源地减少，清政府开始铸造大钱。
图 5 嘉庆通宝、道光通宝（从左至右）
“嘉庆元年，复直省铸。至十年，直省未尽复卯，钱复贵，通饬各督抚按卯鼓铸。然嗣是局私私铸相踵起，京局钱至轮郭肉好糢糊脆薄，“宝苏”铸中杂沙子，掷地即碎......”
嘉庆、道光年间，华洋互市使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与纹银共同充当货币，导致纹银日益减少、价值高涨。
图 6 外国银元
“时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纹银日少而贵。”
图 7 民间自制银元（仿洋银）
道光年间，各地银号仿洋人铸银元成风，银元成色低下，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后果，为后期白银外流带来隐患。
“从前洋钱流入内地，其成色原比纹银为低，其价值原比纹银为贱......未几而洋钱等于纹银，又未几而洋价浮于银价。”
——林则徐，道光十七年（1837年）上书
咸同时期
“大钱”、“铁钱”铸造，白银外流
咸丰时期，鸦片走私和“钱荒”并行，造成严重的白银外流现象。鸦片战争后，民间纸币与外国银行券广泛流通，外国银元、私铸银两成为民间主要货币。
图 8 流入的西班牙银元
初，洋商麕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
图 9 民间私铸银饼
白银外流现象动摇银铜复本位制，对国家财政及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政府开始尝试发行“大钱”和官票、宝钞作为救市的方法。
“先是道光中叶，银外泄而贵，朝野皆欲行大钱以救之......文宗卽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上意初不谓然，卒与官票、宝钞行焉。咸丰二年......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
图 10 户部官票
“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
图 11 大清宝钞
“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卽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椁收解’。 边文如票。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
图 12 咸丰大钱
“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 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
受“钱荒”影响，部分地方在铜钱铸造中添加铁、铅，转嫁财政危机。同治时期类似，且大量钱局停止铸钱。宝钞、官票、大钱、铁钱均与白银挂钩，作银两兑换凭证用处。
图 13 咸丰铁钱
“定议票银一两抵制钱二千，钞二千抵银一两，票钞亦准是互相抵，民间完纳丁粮税课及一切官欵，亦准五成，京、外应放库欵如之。大钱上下通行如票钞，抵银如制钱之数，输官以三成，铁钱通用如大钱。”
但是，官钞、大钱信誉不足，且因面值大、发行量过多而不方便使用，无法在民间广泛流通。“盗铸”大钱、铁钱的行业也日益兴盛，官方严查、死罪威胁也无济于事。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欵多抵拨旣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卽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
清末光宣时期
铸钱入不敷出，尝试新金融体系
钱价过高，导致铸钱成本远高于利润。为应对危机，李鸿章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天津引入机器铸钱以恢复币制，但工本过高，铸造折损严重。
图 14 机器制造的铜制光绪元宝
图 15 银制光绪元宝（广东省、北洋造）
“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鸿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
为解决“钱荒”问题，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仿外国银元样式铸造“铜元”，流通顺畅，广受欢迎。
图 16 户部大清铜币
“初铸铜元，为补制钱之不足，旋艳其余利，新政饷需皆取给焉，竞铸争售，乃至不能敷铸本。”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成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光绪三十年（1904年）户部筹建政府银行，以白银为本位，开始通过钞票发行调控纸币流通。
图 17 光绪年间银本位纸币
自大理少卿盛宣怀奏设通商银行，议者以东西洋各国皆有国立银行，能持国内外财政，二十九年，允户部请，设置官银行，以部专其名，纠合官商资本四百万，通用国币、发行纸币、官欵公债皆主之。”
民国政府
确立银本位，以汇兑向金本位转换
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国币条例》，确定使用银本位制度，发行银元，规定法币成色、重量及主辅币关系。
图 18 中华民国地方银行纸币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九铜一。”
——《国币条例》
使用银本位的原因在《细则》中解释，认为中国目前的黄金储量不足，且白银储量大，若实施金本位则难以处置。此外，实施金汇兑制有受制于人之嫌，因此最终仍沿用银本位。
毋庸置疑金本位之美善......然中国现蓄之金，实不足供全国币材之用。购诸外国，劳费太巨。国中现有之银，骤难处置，或致酿金融界非常之变扰。”
——《国币条例及施行细则理由书》
民国七年（1918年）颁布《金券条例》，并建立使用金券进行国际贸易的中华贸易公司，进行金本位尝试。金券与国币之间的比价按金银市场兑换价格确定。
图 19 中华民国中国革命军金币券
政府为便利国际贸易预备改用金本位起见，得由币制局指定之银行发行金券。......持券人得向指定之银行汇至本国他处或外国。”
——《金券条例》
南京国民政府
银本位受国际冲击，币制重建
1928年，中国政局稳定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宣称推行“银元本位”，致力于建立起自身完善的货币体系。当时中国的货币体制是一种“浮动汇率制”，其币值由伦敦市场、纽约市场和上海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较之金本位国家的货币更加不稳定。
大萧条初期，金本位国家陷入困境，银本位中国由于白银与其他商品同样价格走低的形势，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了出口的优势。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海关金”（1930.1，收回海关主权，改变海关收税计算单位，保障中国外债偿还）与“去两改元”政策（1933，完成银本位币制的统一）。
图 20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银币
图 21 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纸币
1933年，为了稳定不断下跌的世界银价，美、英、法、印度、西班牙、中国等国家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署了《国际白银协定》，限制白银的生产和收购，银价逐渐止跌。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产银州议员为提高世界银价所作的《购银法》，在世界范围内疯狂购银，增加白银在货币储备金中的比重，以期平复国内的经济危机。此举引发了世界银价的大幅上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吃紧。
图 22 1935国民政府央行关金券
1936年，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带领使团赴美谈判，签署《中美白银协定》，借助美国提供的外汇贷款放弃银本位制度，重建币制。
收起
收起
咸丰至同治时期，户部批准珠宝市（含钱市胡同）二十六家炉房承接各省税银改铸业务，这些炉房遂成为官炉房。此后，官炉房不再增加，也不得更换地址，珠宝市外开设的大、小炉房均为私炉房。光绪年间，在裕丰源、谦和瑞炉房等组织下，以珠宝市二十六家官炉房为基础，共同出资在珠宝市购买房屋一所，成立公议局。京城各炉房所铸银锭，均需送至公议局审查，合格者打上“公议十足”及炉房名称等戳记，方能在京城流通。
图 “公议十足”戳记
银号发行的银票可以在炉房兑换成银两。《李鸿藻年谱》记载，光绪十九年（1893年）六月十九，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早晨处理公务，取恒和银号发行的银票五千两，命下属去向炉房兑换银两。
据尚绶珊《北京炉房、钱铺及银号琐谈》言，当时银票除四大恒（恒利、恒和、恒源和恒兴）之外，尚有泰原钱铺所出之银票，市面上乐意收存。其他出票家过多，不可胜计，因信用不如四大恒之著，其所出之银票，收票人随收随取，不愿留存，可以委托炉房钱铺代为取现。
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阴。卯刻大雨一阵，巳刻晴，午后又阴。 寅正即起，为菊孙作函；将恒和银票五千，命杨升、袁升至公匮向炉房兑银。
——李宗侗、刘凤翰 著：《李鸿藻年谱•年谱•光绪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七十四岁》，中华书局，2014年1月，第1版，第491页。
图 光绪秦丰昌银行兑换银票议平纹银壹两
炉房的兑条受银行承认，可以凭此办理存款。《绍英日记》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初六午后，内务府大臣马佳·绍英前往汇丰银行办理存款，他将炉房兑条五千两交给银行经理，经理说今天洋人已经离开，可以第二天早上办妥，再将存据送去。
初六日（9月16日），早，寄天津家信二封，交北宅大、二少爷寄去，并寄银百两及食物等件。午后至蔚泰厚办提款事，见侯子猷、康陛卿。进城至汇丰办存款事，见邓文藻君翔，将炉房兑条京足五千两交伊，伊云今日洋人已走，明早办妥，将存据送去可也。回家接四哥来信一封，津寓均吉，慰甚。
——绍英 著，张剑 整理：《绍英日记•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日记•第十九册日记•八月》，中华书局，2018年11月，第1版，第201页。
银号也有“售后”机制，若银两成色不佳，发行的银号当负责更换。《郑孝胥日记》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正月初五，书法家郑孝胥的友人王梧冈手中有银两成色很差，不能用，他们便去寻找流出此银两的同源汇局。两人打听到汇局的管理者姓陈，住在裱褙胡同，于是前往这位陈管事的住处，向他说明了银两的情况。陈管事查看银两后同意更换，派一名手下随二人到前门珠宝市祥瑞银店，重新取银给王梧冈。
初五日（2月8日）王梧冈来，言银色太劣，不可用。余遂出，赁车至东牌楼，遍访同源汇局不得。入江米巷寻得之，云管事者陈姓，在裱褙胡同。复至其寓，出银示之。对曰：“可换。”即有一人坐车偕出前门珠宝市祥瑞银店，别取银七十二两。至英古斋下车，饥甚，梧冈蒸馒头食余。顷之，可庄、贻书兄弟等皆来，共出游厂肆，人多处遂相失，逢荫孙表弟。薄暮，独归，灯下治墨壶。是日，携三十金归，馀存英古斋。
——郑孝胥 著，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劳祖德 整理：《郑孝胥日记•丙戌日记•初五日（2月8日）》，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1版，第89-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