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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华北危急 救亡图存


京津冀同为燕赵之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燕赵人民卓然独立、正义凛然的品性以及刚正不阿、侠风义胆的真性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场历时14年之久的战争中,特别是1937年七七卢沟桥全民族8年抗战,三地军民并肩携手、众志成城,坚韧不屈、万众一心,与敌人进行英勇抗争,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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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危急 救亡图存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威胁华北。华北成为抗日前沿阵地,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中国军队奋起抵抗。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为挽救民族危亡,促成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在战壕中奋勇杀敌的东北义勇军战士

九一八事变

1931年,日本确定了“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我国东北的方针,不断挑衅,为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国守军,在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大规模武装侵华的序幕。

1931年9月19日,日本侵略军从沈阳小西门入城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潮。图为北平街头悬挂的标语:“同胞们我们的国土已被日本非法占领了”

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1931年11月,北大学生散发的《北京大学全体同学南下示威告全国民众书》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抗日救国会出版的《抗日周刊》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职员对日外交后援会关于组织抗日救国团体给国立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函

美国记者兰蒲臣拍摄的影片《东北事变始末记》的字幕文稿

兰甫臣与《东北事变始末记》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中有这样一份档案,它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一部电影短片的字幕,这部影片就是《东北事变始末记》,是—位名叫兰甫臣的美国记者拍摄的。影片内容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和场景。

民国二十—年(1932),商民孙祥泰呈请当时的北平市教育局,允许放映—部来自海外的揭露日寇侵华暴行的电影短片即《东北事变始末记》,播放影院为大观楼,并附上影片的全部字幕。

孙祥泰在呈请中写到:“窃查此次日本侵略我国疆边、占据我国领土,无所不用其极。本片由美国摄影记者兰甫臣氏历千辛万苦跋涉远东、冒百死—生,遍游日本、朝鲜及我国东北各地随地摄影。该氏此举原为对我国同情之表现。……”

北平市教育局在接到孙祥泰和大观楼电影院的呈报后,将其报知教育内政部。”教育内政部鉴于“事关国际问题,影响甚巨,尤应慎重”,要求送审。而之后关于影片能否上映以及影片去向的问题在档案中就没有记载了。

影片全片字幕共900余字,记录了当时中国民众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以及军民奋起抗争的情形。

通过影片字幕,反映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早有预谋的侵略行径。如:“预谋占领东北对于军用品之积极制造;暴日飞机场之设备;暴日对东北未出发前在参谋部首脑部之重要会议;侵我东北之罪魁金谷参谋总长(金谷范三);日军阀豺狼成性之海军部长;暴日之日军首脑政友会总理犬养氏(犬养毅);日军阀之东北祸首陆军部长;紧急动员入寇东北时演讲袭击密谋;入寇东北之祸首关东军本庄繁;本庄赴席密议谋我三省“。

除了这些日本重要军政首脑密谋侵略外,“倭奴入寇东北而小倭奴尚知参加送行可见帝国主义之谋我仇我—斑;倭寇由海道运往东北;暴日海军部长重视东北之侵略亲至送别;暴日用商轮运输倭寇而以军舰保护之可见军民谋我一致”。通过日本平民的表现,也反映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在日本是众所周知、预谋已久的。

影片呈现“暴日入寇之命令下矣不啻我东北同胞致催命符至矣—哭;暴日又令空军出发祸我东北;倭寇陆续出动前线尽劫掠烧杀之能事;谋占哈尔滨飞机场;暴日入寇沈阳用列车鱼贯而来;我东北铁道线各地风景为倭寇在车中而欣赏;倭寇到达沈阳之情形;敌寇用重炮压迫我军,尘沙满天、血肉横飞;倭寇在战地细阅三省地图地大物博黄金遍野垂涎欲滴。"

“面对日军对我国国土和人民的肆意践踏和残害,我全国同胞其速而合作御侮;我国奋勇直航空队视察敌情;民族英雄马占山;我东北军参谋处;我军用高射炮设计日本飞机;我军不畏强暴为国牺牲而抵抗;昂昂溪之役;为民族而战为国家而战以热血抵御外侮;—个牺牲卫国守土之健儿;杀杀杀抵抗到底牺牲到底”。

1933年2月,日军进攻长城各关口时,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图为戍守长城隘口的中国军队士兵

长城抗战

1933年1月,日军进犯山海关,遭到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加快了侵略热河省的军事部署。1933年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省会承德

29军军长宋哲元,宋哲元题字:“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29军在喜峰口夜袭敌人宿营图

29军大刀队为前来慰问的广东女师慰劳队表演中国传统刀术

滦河地区北平、天津、保定形势图

1933年3月,北平妇女去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参加长城古北口战役的救护队员由密云整装待发

南京行政侨务委员会给北平东三省热河后援协会周作民的汇款函

北平邮政员工慰劳捐款的函

察哈尔抗日

1933年5月26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冯玉祥被推荐为同盟军总司令。7月1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已失守72天的察东重镇多伦。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
鼓励官兵奋勇杀敌

吉鸿昌

冯玉祥、吉鸿昌号召人民武装抗日的宣言、口号

1933年5月31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图为签字会场

屈辱协定

为实现分离华北的目的,日本以武力外交的方式强迫国民党当局签订《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日军逼近平津。之后,为建立在其控制下的华北自治政权,日本又强迫国民党当局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塘沽协定》划界示意图

参加《塘沽协定》谈判的中日双方代表

1935年6月27日,中方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方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的《秦土协定》

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的《何梅协定》全文

华北自治

1935年,日本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地方实力派和汉奸脱离中央政府,妄图建立独立的“华北国”,组织策动殷汝耕等“独立”,实行“自治”,成立冀东政务委员会。

华北自治

1935年,日本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策动华北各省地方实力派和汉奸脱离中央政府,妄图建立独立的“华北国”,组织策动殷汝耕等“独立”,实行“自治”,成立冀东政务委员会。

日军出动大批军用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呼啸,威胁国民党当局接受其策划的“华北自治”

1933年5月,天津《益世报》刊载的日军飞机侦查天津的报道

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右四)与其他成员的合影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于1935年成立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区域图

学生运动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中央发出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北平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1935年12月9日,为向国民党北平市当局请愿,学生们涌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北平学生的抗日怒吼唤醒了广大民众,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高潮,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侵略的请愿大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

1935年11月18日,为反对华北自治,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发表成立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公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上公开发表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亡运动

中法大学附中学生参加示威游行

清华大学学生自治委员会为华北事变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向全国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声

1935年12月16日,面对军警的拦截,爱国学生毫无惧色,争夺水龙头反射军警

救亡宣传

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中央号召青年学生“把抗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广大学生开展起广泛的抗日救亡宣传。

1936年2月,北平师范大学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宣言

1933年,天津工商界为反对日本侵略提出的维持国货志愿书

抵制日货

在北平、天津的各界民众以“一起不买不卖不用日货、不为日本人工作”的抵制运动为自发的抗战形式,在经济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各机关通用物品国货清册

1933年1月30日,北平市政府关于实业部公务机关购用国货暂行办法

1933年,北平市政府颁布公务员服用国货奖惩规则

提倡国货歌

全民一致扑灭倭奴漫画一组

张贴在天津街头的抵制日货标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函张学良,争取东北军抗日。图为毛泽东手迹

张学良将军

杨虎城将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等人回到延安

西安事变当日,张学良通电全国,阐明“兵谏”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1936年12月13日,中华民族同志会发表的《为临潼政变告中国民众书》

1936年12月17日,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发表的《对于西安政变的基本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