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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定都大都后，主要通过从南方调运粮食、各种手工业品以及各地特产等来保障物资供应，大运河成为元代运送物资的重要渠道。为此，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山东修凿了由济宁到东平的济州河，以及由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使元朝的内河漕运可以由淮河进入泗水，再通过济州河、会通河、卫河，直达通州（今天北京通州区）张家湾码头。但从通州到大都，仍然有50余里的陆路，需要用人力将运到通州的官粮搬运到大都。官粮一年有千万石，百姓不胜其苦。遇到雨天，更是艰难，道路泥泞，人困畜疲，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打通从通州到大都这50里势在必行。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重新成立了都水监，正式启动了开通通州到大都这一段的运河工程，主管都水监、负责运河工程的人，叫郭守敬。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对郭守敬委以重任，最主要的原因是郭守敬在水利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郭守敬，字若思，出生于1231年，顺德府邢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人。他的祖父郭荣是金元之际的学者，精通五经、算数和水利。郭守敬自幼聪颖，祖父郭荣就让他拜同乡学者，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为师，学习五经、天文、历算与水工。也许是受到祖父的影响，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天赋与巧思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中统三年（1262年），元代名臣张文谦向朝廷推荐了郭守敬，推荐的理由就是他“习水得，巧思绝人”。忽必烈很快就召见了郭守敬，在这一次召见中，郭守敬向他陈述了“水利六事”，也就是朝廷应该兴办的6项水利事业，其中第一条就是开通一条连接大都和通州的运河。忽必烈对郭守敬的建议大为赞赏，当下就授予他“提兴诸路河渠”的官职，并在一年后加授“副河渠使”。此后，郭守敬开始在水利方面大展身手，奉命在西夏修浚古渠，解决了当地农田灌溉问题；提出开通河套黄河航运和修复河套古渠的建议，使得对河套的开发更为便利；协助老师刘秉忠，参与了大都建设的规划设计，主要负责城市引水、排水工程……当然，除了水利方面，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算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有人将他誉为“天文、历算及水利工程的一代宗师”。

运河的开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挖河道——金朝曾经开凿过从通州到大都的运河，从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仍然可以利用。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所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金代的统治者，金代开凿的河道曾一度以卢沟河、高粱河为水源，但水量仍然不足，所以金代的运河很快就因淤积等问题被废弃。郭守敬进行了反复详细的勘察，发现昌平温榆河水系的白浮泉水量充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

找到水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水引入大都城。白浮泉和大都城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但是两地之间的高度差却很小，而且中间有许多山谷河道。如果将水直接从东南方向引向大都，泉水就会流入其间地势较低的山谷河道中，无法到达大都；如果使水向西行，就会碰到西山山麓，而在世人眼中，白浮泉的地势要比西山山麓低，水不可能逆流而上。郭守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设计了一条非常巧妙的引水线路，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理学家为之赞叹。这条线路以白浮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麓向南，汇聚了西山附近的双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泊中。清朝的《日下旧闻考》中记录了当时人的疑惑——“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郭守敬到底为什么能够使低水向高流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那就是白浮泉的地势实际上要高于西山山麓。郭守敬并不相信地势西高东低的经验感觉，而是把海平面选为固定的参照点，经过实地测量，得出了白浮泉的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的结论。因此，郭守敬也是我国最早提出以海平面为零点的海拔标准概念之人，这不仅要比西方类似概念的提出早500多年，也为人们的工程测量带来了极大便利。

泉水在瓮山泊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

通州的海拔低于大都将近20米，为了使运粮船能够逆流而上，郭守敬沿着通惠河设立了24座船闸，每10里设一处，共11处，每处设上下闸门2座，上下闸门相距1里，调节各段的水量，使船只能顺利到达大都。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运河正式开工。开工之日，元世祖忽必烈不仅调拨禁卫军“怯薛军”参加挖河，还命令丞相以下的文武百官都要亲自拿着挖泥的畚锸去劳动，元代的太师淇阳忠武王月赤察儿也率领部下一同参与。在人们的努力下，运河用时不到一年就竣工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积水潭停满大大小小的漕船，“舳舫敝水”，一派繁华，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赏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并让他继续兼职管理通惠河的漕运之事。

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漕运的粮食和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运到大都城的积水潭，进一步促进了元朝南北之间的交流和大都的商业发展，大都城也越来越热闹，成为“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秾芬”的繁华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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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初期，朱元璋把国都定在金陵，加上他四儿子朱棣发动4年之久的“靖难之役”，通惠河失于修治而淤浅废运了。朱棣又把都城定在北京，通惠河日益重要起来。整治后用几年又淤塞了，再治再淤，时断时通，始终没有彻底修治。到了嘉靖六年（1527），有个巡仓御史叫吴仲的，以国家和运夫利益出发，为省钱多运，力排众议，建议朝廷重修通惠河，可大多数官员坚决反对。那个嘉靖皇上首鼠两端，听两方都在理而犹豫不决。几个月过去了，还没个结论。雨季里有一天，北京上空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突然一个炸雷把天安门上一个吻兽击碎。吴仲等一些官员立即给皇帝上书，说通惠河不重修，劳民伤财，天怒人怨。嘉靖帝一害怕，立即命吴仲抓紧重修。

吴仲接到命令，立刻着手重修事宜，他和多名官员对元代通惠河进行全面深入踏察，但不知如何重修更好。就来到通州走访。访了多时，还是没个着落，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老百姓举荐通州城里一位叫孟钺的老人，此人武举出身，老练世故，凡当时事及漕河利弊皆深有研究。吴仲问及治理通惠河关键，老人当即回答：“积水搬运，始可以行。”意思是只要积高水位，搬运粮袋过闸，才能行运。老人解释说：“通州至北京四十余里，地势陡峻，水难停蓄，非累闸（非要建造多道水闸）积水，递转搬运（从下游向上游一闸接一闸扛粮过闸转运）不可行也。”三位官员恍然大悟，兴高采烈，称赞说：“灼见在草莽（明白透彻的见解在于老百姓之中），真识在土著（真正的知识在于当地群众里面），良谋出老练（良好的谋略出在丰富的经验），断可从矣（尽可以听从啊）。”按照通州孟铖老人的指数，科学地把永通桥(八里桥)西至张家湾的元代通惠河下游河道废弃不用，顺着金代闸河故道继续往东疏浚，到通州北门外迤东入大运河，并在北京东便门至通州北门外之间的通惠河上建有5道水闸，又在运河北端的通州城下修建了石坝、土坝两座漕运码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闸二坝”，如此，京通间漕运大道——通惠河又别称大通河了。

在重修通惠河竣工后，孟铖老人找到吴仲说：“这次京通之间水运成功，省陆费脚价二十万”，这是国家利益，可朝廷怎样对待押运漕粮的官兵呢？漕运官兵计有10万，不如拿出馈赠给他们，以达到“上下两便”。吴仲听后便上奏朝廷采纳了孟老的建议。从此，漕运利益使军务与国政两便。这和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在山东修治大运河时，听从当地治水专家白英老人意见，是一样的明智，一样的伟大。通惠河重修后，对北京、通州的建设、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京通官民对吴仲十分敬仰，就在通惠河口附近北岸，捐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称通惠祠，俗称吴仲祠、吴公祠。

  吴仲此次重修通惠河颇为彻底，“河闸法”一直连续使用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之时。他在修河同时，还对两岸加以绿化美化，使整条河道形成优美景观。特别是通惠河在通州内外的一段风光更美，明代就成为“通州八景”之一——波分凤沼”的美景了。“波”指通惠河水；“分”指分流；“凤沼”指皇城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等。听专家说，此河在今永顺镇筛子庄附近南岸分出一河汊，即后来的玉带河；又在今新华街道天桥湾处分出一河汊，至今体委训练场东南角外入通州城，走新华大街一线，出东水关入东护城河；在天桥湾北便民桥东月河（现在河道）口处康熙间建有响闸，而主河道沿到西海子公园内葫芦头处，有石坝分码头，北岸有滚水石坝。通惠河就这样分为三汊东流，而在分汊处水面宽阔，睡莲与水藻蔽水，蒲苇荡漾，鱼翔浅底，鸟鸣绿岸，主河道上剥船长队逶迤，岸边田园茅舍，景象非凡。

（来源：齐鲁晚报 https://www.sohu.com/a/578118792_121218495）

冯应榴(1741—1800),字贻曾,浙江桐乡人。冯应榴自幼秉承家学,博闻强识,才华横溢,尤潜心于诗学研究。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四川学政,先后出任湖北、山东、京师顺天府的考官或副考官,又累迁至吏部郎中、御史、通政司参议、鸿胪寺卿、江西布政使。他为人仁厚,刚直沈毅,为官清正,遇事敢言。沉浮仕途30年,曲折坎坷,屡蹶屡起,所任大多有政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冯应榴出任通州坐粮厅的差使。通州坐粮厅隶属户部,职掌自天津至通州的潞河(北运河)漕河治理、漕粮验收、水陆驳运、征收运税、河畔杂课、仓廒修缮等诸多事务。清朝政府规定,通州坐粮厅每任二年,事毕仍回原部任事。

冯应榴上任后,恪尽职守,经常到潞河巡察漕运,每当看见河中船舶迤逦、帆樯林立时,他就想到老家河流纵横、船只运输繁忙的情景,又想到只有江南老家粮食丰收了,才能有大批漕粮千里迢迢、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又看到潞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商贾云集,繁荣富庶,想到了为官者的责任。于是他便萌发了将潞河漕运盛况记录在案的念头。为实现这一愿望,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画家江萱,便修书一封,邀请江萱前来通州参观写生。

江萱,镇江人,乾隆时期画家,善山水、风俗。江萱应邀来到通州,眼前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没想到位于北方的通州城竟胜过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水波荡漾,漕船首尾相连十几里,风帆高扬,两岸衙门、商号、钱庄、寺庙、商会、官仓等布局错落有致,街市上车马川流不息,人头攒动。入夜,一河渔火,丝竹之声悠扬,夜不罢市。他信步河畔,大街上商品琳琅满目,各种风味小吃的香味随风飘来。

江萱兴奋不已,创作灵感陡然而生,他铺卷执笔,挥毫泼墨,一幅流传后世的长卷诞生了。该画气势恢宏,风格写实细腻,绘有官船、商船、货船、渔船等各类船只共64条,有的扬帆离岸,有的落帆停泊码头,拉纤的,卸货的,推小车的,清晰可辨；岸上码头、衙署、店铺、银号、酒肆、民宅、粮仓等各种建筑林立；画中绘各种人物共计820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每个人物、景象,都安排得疏密有致,恰到好处,极富生活气息。

冯应榴欣赏后也是感慨不已,于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一篇长跋《自书潞河督运图后》,其中写道:“盖潞河水浅舟多,不能齐达坝下,故别以船剥(驳)坝,有石有土,石坝在(通州)北门外,通州州判掌之……坝前为潞河,后即通惠河……是已运十三京仓之漕抵石坝,由大光楼下,背负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数万人……近(通州)东门者为土坝,州同兼掌之。运通州西、中仓之漕,由坝而入城河,舟运至旧(城)南门者,贮中仓；新(城)南门者,贮西仓。”

潞河成进京重要漕河运道

《潞河督运图》中的潞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称沽水、白河,现称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北关闸为起点,一直通到天津汇入海河,全长14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段。潞河通漕始于金代迁都燕京前后。

由于潞河两岸白沙较多,草木不生,水土流失严重,常常淤塞河道,金元之后历代统治者不断疏浚整治,漕船来往不绝。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于北京,所需各种物资绝大多数必途经潞河,水运至京。潞河成为一条通向北京的重要漕运河道,对京城建设、经济发展、北陲巩固和民众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甚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仅元代一朝,通州就建有十三仓,每年岁朝南粮“多至三百万石”。元朝人欧阳玄曾描写当时漕运的繁忙景象:“舳舻尾相衔,密次若鳞甲。”

元代以后,无论海运、漕运,凡进京者必走潞河。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说:“元代南粮北运,每年二三百万石主要由海运至直沽海口(明代始设天津卫),由白河、通惠河至大都……自明永乐迁都北京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400万石,都由运河北上,海运已微不足道。”当年,潞河曾是繁华兴盛之地,南北缙绅、四方贡使、商贾贩庸、帝王南巡、学子会考等均频繁来往于潞河。雍正时期《御制通州石道碑文》记载了潞河一带繁华景象:“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