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是中国人对西方餐饮文化的统称，业内对西餐的定义是“欧陆菜”，包括正餐和便餐，但一般不含“洋快餐”。
自大唐盛世遗留下来的天朝思想，令中国人以自我站立和生活的地方作为判断的中心，例如：东面称为“夷”，西边的叫做“番”，南方的谓之“蛮”，北边的唤做“胡”。由此，西方的potato和tomato传到中国后被称作“番薯”、“番茄”，西方国家的菜点则被称作“番菜”。而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把中国的菜点称为“中国菜”、将日本菜称作“日本料理”；法国人觉得自己做的是法国菜，英国人认为自己做的是英国菜，意大利人也认为自己做的是意大利菜，他们从没有“东餐”和“西餐”之分。“番菜”这个名称应该是中国人在开始接触西方饮食时，因分不清什么是法国菜、英国菜、俄国菜、意大利菜，一而概之。
中国人开始吃“番菜”的日子，算起来也不算短。据说，马可·波罗就曾在中国传授过西菜制法。明末，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带来“洋教”和现代科技以外，也让中国人看到了洋人吃的什么和怎么吃的。
清初，被顺治皇帝尊称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的著名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就曾以西餐来招待北京的官员们。囿于当时的条件，那些传教士不可能烹出真正的法式大餐、意式大餐。他们只能入乡随俗，以中餐为主；或是在可能的条件下，稍做改良，以适合自己的口味。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改良过程，形成了“中国西餐”，并为少数中国人接受。
康熙时宫里有番菜房做番菜，置办了整套的西餐餐具，包括各种不同的酒杯，喝香槟使什么杯子，喝葡萄酒、喝威士忌酒，喝白酒各使什么样的杯子；什么是鱼刀、什么是黄油刀、什么是餐刀，那都分得清楚极了。乾隆时期的袁枚在其《随园食单》里记有一种“杨中丞饼”，就类似于现代的蛋糕，说用“鸡蛋清和飞面”做，并用“烈火烘铜夹”而成。
毕业于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的张德彝(1847—1918)，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译员，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同治五年（1866年）受清政府派遣，19岁的张德彝参加了中国首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饱览了各国风情。张德彝此次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的途中，第一次享用了西餐。据他在日记中记载，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唯先吃牛肉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坐传送”。张德彝在日记中还明细的记下了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张德彝的这段记录，是目前所见第一个记录西餐的史料。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也出现了营业性西餐馆。广州、上海这些城市大概比北京早。目前查证的史料记载，中国第一家西餐馆是于咸丰十年（1860年）广州人徐老高在广州繁华的太平沙开设的“太平馆”。徐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当厨师，深得西菜烹调技术。他成功地将中国酱料运用到西餐的制作过程当中，做出并售卖的“西式煎牛肉”即牛扒十分美味，令各界人士争相品尝。1880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有了上海第一家西餐馆，名为一品香番菜馆，西式生活方式开始进人中国人的生活。
西餐正式走入北京人的眼里是清末的那十几年，《清稗类钞》里就说“向日是同丰堂、会贤堂等中式菜馆，今则必是六国饭店、德昌饭店、长安饭店西式大餐了”。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因为联军官兵的需要，一些名不见经传的餐馆兼营些煎鸡蛋、炸猪排之类的简单菜肴，以及质量不高的“洋饽饽”——面包。朝廷留守大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特别注重与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以及公使夫人搞好关系。交往中，西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00年，两个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外国兵营东面开了一家小酒馆，并于第二年搬到兵营北面，正式挂上“北京饭店”的招牌。当时是三合院的形式，餐厅即卖洋酒和煎鸡蛋、炸牛排等。1905年，由英、法、美、德、日、俄六国合资，作为使馆区的配套设施而建的六国饭店开业。六国饭店和北京饭店是当时京城最高档的两家“洋饭店”，都是外国人和社会名流去的地方，最初就是为了接待八国联军用的。当然也卖起了“番菜”。饭店主要有各国公使、官员及上层人士在此住宿、餐饮、娱乐，形成达官贵人的聚会场所。
1902年初，“两宫回銮”，慈禧在皇宫多次宴请各国公使、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菜肴既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很多都是西餐的招牌菜，异常精美的。尽管，慈禧对西餐不屑一顾，看不惯洋人使用兵器一般的刀叉在自己面前进餐，还有那些半生不熟的菜，尤其是用餐之后，还要喝碗黑乎乎的似汤药（咖啡）一般的饮品，着实令她难受。她曾对庆亲王的四格格说，“洋人为化外之民，不知膳食。”虽然慈禧从骨子里歧视“番菜”。 但是，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而延用西餐，几番下来，慈禧也逐渐由接受到喜欢上其中的一些菜点。
1908年，奉慈禧之命在万牲园（今动物园）建造了一幢西洋式建筑——畅观楼。当时的畅观楼陈设华贵，每到夏天，慈禧带光绪到颐和园避暑，途中往往要到畅观园休息一下，进点儿精细的“番菜”，满足口腹之欲。此后，随着西风东渐，西太后和溥仪在宫内增设西餐厨房。见太后和皇上如此，戴着花翎，穿着朝服，拖着辫子的清朝官员也纷纷捏起刀叉，学吃“番菜”了。
1911年，万牲园对外开放。《万生园百咏·海棠式亭》描摹了游客在牡丹亭品茗的乐趣：“亭圆式比海棠花，深下珠帘静品茶。隔着晶窗数游客，红男绿女灿云霞。”畅观楼也成为中国人开办的北京最早的番菜馆。畅观楼的西餐按份经营，每份价钱为二元。顾客进门一落座，侍者便给每人端上两片面包和一盘菜汤，然后起菜，由侍者逐次送上炸鱼、白煮鸡、鸡蛋糕等，最后上果盘、咖啡。经理是中国人，厨师招聘的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基本保持原汁原味。这一切对于晚清国人而言耳目一新，充满好奇，在清末的帝都可谓开风气之先。
与此同时，北京民众也第一次感受到西方的面包、咖啡、牛排和一整套的餐饮礼仪：雪白的餐巾如何叠放，刀叉如何使用，用餐时应当尽可能不发出咬嚼的声响，包括凡事女士优先这样的绅士法则。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或者上番菜馆吃一顿西餐，在当时均属最上流的时髦行为。有竹枝词记载：“海外珍奇费客猜，西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诗中“红顶花翎”一词也说明了当时吃西餐的大多是官员，费用自然也不低。
至民国时期，北京的“番菜馆”逐渐多起来。马芷庠著的《老北京旅行指南》记载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西餐馆的情况：“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颇合卫生要素。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百分之五筵席捐。咖啡馆生意颇不寂寞，他如东安市场国强、大栅栏二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 文中提到的福生食堂为回民所开，位于东单路北。一些本来专营中餐的饭馆也经营起西餐。当时老北京较著名的西餐馆还有东安市场的森隆、东安门大街的华宫食堂、陕西巷的鑫华、船把胡同的韩记肠子铺、位于今天金朗大酒店位置上的法国面包房、王府井八面槽的华利经济食堂、前门内司法部街的华美以及西单商场的半亩园西餐馆等。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安市场已经成为北京新兴的商业中心。在东安市场营业的“森隆”，本是一家有名的中餐店，老板张森隆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誉满京城的南味食品店“稻香春”就是他创办的。张森隆见西餐走势看好，也在森隆经营起西餐。相对来说，东安市场的西餐馆价格不高，可供一般的市民尝鲜。据说，那时的老饕们对森隆西餐的评价还不低。
东安市场还有一家名为“国强”的西餐馆，从店名上揣摩，这老板可能是一位现代人所称的“愤青”，爱国心极强。“国强”卖的虽是西餐，但陈设跟中餐馆大同小异，就连侍者招呼客人的方式都按北京人的老礼儿，透着洋为中用、中西合壁的味道。“国强”聘有名厨，善烹德国菜，国强自制的各种冷食糕点、冰激凌最拿手。据说，北洋政府时家住东厂胡同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有时也独自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吉士林旁边的国强咖啡馆喝杯咖啡。
吉士林（非天津起士林）出现较晚，于1938年在东安市场东庆楼的二、三层楼上扩大经营，该店综合西餐各家之长，以适应不同层次顾客的口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吉士林经营的名菜有铁扒杂拌、清酥鸡面盒、三鲜烤通心粉等50多种。糕点有糖花篮、奶油糖果、奶油花蛋糕、咖喱饺、火腿卷等七八十种之多。吉士林和国强都是楼下卖饼干、糖果，楼上有座位卖西餐和牛奶、可可、咖啡等热饮。吉士林客位多，都是高靠背的“火车座”，便于耳语轻谈，成为文人、知识分子偏爱的新型社交空间，比如北大教授胡适之博士就常到东安市场的吉士林坐坐。当年到吉士林二楼用餐，有一前一后两处楼梯。从正门上楼的是新主顾，逛完东安市场从后门溜达上来的，是老食客们，凭此，吉士林的侍者就能判断出客人的身份。
南城也有两家知名的番菜馆。一是廊房头条的撷英番菜馆，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经营的。撷英番菜馆号称是英法大菜，但是都做了很多改良。除了零点以外，还有份饭，有六毛钱一份的，八毛钱一份的。这种份饭包括一个头盘、一个汤、一个主菜、一份甜点，完全按照西洋的程序。还可以打电话外卖，从沙拉等冷盘，像红烩鱼和炸猪排、黄油鸡卷、奶汁烤鱼等等都做。另一家是开在大栅栏里面的西餐馆叫二妙堂。这二妙堂很有意思，二妙堂楼下卖他们自己做的各种西点和冰淇淋，楼上是西餐，也号称英法菜。这两家都是从清末开到民国时期。
此后，北京的西餐馆，这个开、那个关，如雨后春笋一般。据1914年统计，北京共有西餐馆4家，到了20年代，则增长到了12家，十年间翻了三倍，到了30年代，就多达3、40家，吃西餐的人也从官员渐渐变成了阔家公子、高级职员等既有钱又爱追时髦的那些人。其中，著名的有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则以口蘑鸡为叫座的西菜，其自制的冬菜包子、番茄虾仁亦很脍炙人口。西单南侧的大美番菜馆的栗子粉和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同为旧京西餐的佼佼者。
从豪华考究的六国饭店、北京饭店，到市民阶层的撷英番菜馆、二妙堂，这些馆子里菜名冠以的英式、法式、德式，大多未能跳出“中国西餐”的模式。
英国人好吃炸鱼、炸土豆条，于是许多蘸面包糠的油炸鸡、鱼、肉就都冠以英式；法国人喜欢各种沙司，于是西餐馆就发明了一种以番茄酱、胡罗卜丁、口蘑丁、豌豆和葡萄干为主要原料的自制沙司，红红绿绿，味道甜酸，只要浇在炸猪排、炸鱼或肉饼上，凡是浇沙司的都号称是“法式”了。而法式西餐中的鹅肝、蜗牛、牡蛎，中国人不太接受。至于德国人最爱吃的白煮小肘子，因为口味很淡，因此很少出现在西餐馆的菜单上。
那时的北京，多是法式、英式、俄式、德式、意大利式的西餐，其中，以俄式为多，也最正宗。这大概既有历史原因，也与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和北京人的口味有关。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带来了大量白俄。一批不受新政权“待见”，或是与新政权有不共戴天之恨的俄国人流入了东北，俗称“白俄”。这其中通厨艺的白俄，自然就想到了开俄式西餐馆。他们带过来的俄式西餐，包括一些俄式西餐的用具、西餐的规矩，做得都很正宗。比方说红菜汤，还有俄式的炸包子，里面是洋白菜、土豆、牛肉咖喱馅儿，外面是发面炸的，非常好吃。还有像鱼子酱、黑加仑酱等。在北京毛家湾曾有一个不大的西餐馆，就是一个白俄老太太经营的。这位老太太不知有什么绝技，烹出的俄国菜，竟让不少北京的文人为之倾倒。文人爱比附形容，竟赠给这家俄式餐馆“洋谭家菜”的美誉。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北京后，北京的西餐业受到了很大影响。一是许多欧美人士不来了；二是许多喜爱西餐的中国人走了；三是北京市民连糊口都成了问题，哪还有闲心吃西餐！一些西餐馆不得不改为日本餐厅。
抗战胜利后，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又来到北京，西餐业一度回暖，这一段时间还有些新店开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先生名作《茶馆》，老舍笔下的茶馆老板王利发一味“追新潮”，希图挽救他的茶馆。在表现这段历史时，特意采用了西餐店中特有的火车厢座和可口可乐广告的布景，真可谓点睛之笔，同时也表现了那时西餐业影响之大。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内战的爆发，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西餐业很快就转入了低迷。
1945年，在名字号扎堆儿、横牌竖匾竞争激烈的长安街上，冒出了一家专做俄式大菜的“另类”馆子——大地西餐厅。对于“大地”这个字号，许多食客都觉得挺诧异的：卖外国洋菜怎么起了个这么“土”的名字？其实，这是店家精心琢磨出来的。“地”和“帝”是谐音。“大地”用的就是“大帝”的谐音，特指俄罗斯彼得大帝。当年，寻常百姓都知道的俄罗斯人物还是彼得大帝，而且被认为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非凡之君王”。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往往把“彼得大帝”与沙皇俄国相提并论。“大地”即“大帝”，西餐即“俄菜”。 开业之初，大地西餐厅楼上楼下共有10间屋，天天爆满，买卖挺不错。一是沾“地处”的光儿，大地西餐厅与长安戏院是隔壁。那年景儿北京爱看京剧的人多，每当戏院演出结束，喜好西餐的京剧界的“腕儿”和“角儿”们常光顾大地西餐厅；二是菜确实做得地道；三是定位准确。别的西餐馆大都是接待在北京的外国人或高官显宦、名媛贵妇、留洋教授、时髦阔少等。而大地西餐厅的主要食客则是寻常百姓，再加上当时俄罗斯风味的馆子不多，整个西长安街上仅此一家。生意红火自然在情理之中。
新中国建立后，西餐厅纷纷歇业或是改制、合并。50年代最好的西餐馆基本上是三家，一个是东安市场南花园南头的和平餐厅，是所谓英法式的；再有就是新侨饭店的西餐厅，该餐厅并非人人可以去就餐的，除非亲友是住在“新侨”的旅客，又另当别论了；接下来就是莫斯科餐厅。
在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西餐中的“俄式大餐”一枝独秀，风头出尽。1954年，体现中苏友好的苏联展览馆（后中苏交恶，改名叫北京展览馆）拔地而起，内设剧场和“莫斯科餐厅”。莫斯科餐厅由大餐厅、宴会厅、咖啡厅等组成。大餐厅面积达400平方米，宽敞豁达，墙壁上有伏尔加河景色的大幅油画，雄浑之极。油画前还有个水池，中央设有雕塑喷泉，水中有游动着的鱼群。餐厅中播放着俄罗斯的古典音乐，经营着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菜，兼营英、法、德、意等西餐。莫斯科餐厅建筑风格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多次举行盛大宴会，接待重要外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代表着尊贵和时尚。因价格较偏高，这里早期服务对象，主要为苏联援华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后主要是干部及其子弟。五十年代中期的莫斯科餐厅是全盛时代，当时他们的男服务员都穿白礼服、打着黑领结；女招待穿着黑裙子，外面罩小白围裙，头上戴着帽花，很漂亮，那是莫斯科餐厅真正有俄国风范的时期。该餐厅的厨师都来自莫斯科，俄罗斯大餐最为地道，一盘“奶油鸡卷”固然好吃，但价钱也不菲，其价钱如果在普通饭馆已属两菜一汤的费用。李淑贤在《溥仪与我》一书中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夫妇“每月到莫斯科餐厅或和平饭店吃一、两次西餐，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元到四元而已”。不过，这“而已”在当时可是一名大学生10天的伙食费。
与莫斯科餐厅相比，五十年代北京的和平餐厅、吉士林、华宫，甚至是新侨饭店，经营的所谓英法式大菜，几乎都是经过改良的“中国西餐”。对于未曾步出国门的多数中国人来说，当时已为常见的模式。这些西餐厅都是比较大众化的，价格也相对便宜一些。但即便如此，那时在西餐馆吃套餐也要花上六千元（人民币于一九五三年改革后，一千元等于新币一毛）包括餐包、西式汤、主餐及咖啡或红茶。对当时北京市民来说，六千块钱吃一次西餐，实在是不算低的消费。因为到普通的小饭馆吃素炒饼也不过一千五，吃西餐被认为太过奢侈。西餐馆在北京发展了六七十年，却始终没能让京城一般百姓所普遍接受，一来是口味不适，二来是价格太昂，又加之弃筷箸而用刀叉，着实令老北京人望而却步。老北京人与西餐始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西餐在北京一直是个高大上的品种，从晚清至今都是高消费的代名词。但真正让多数老北京人接受西餐的，反而倒是三年自然灾害。长时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北京人肚子里早已没了油水，若哪家副食店来了限量供应的食品，必定会人流如涌，可见食物有多么短缺！北京城大凡有销售食品的地方，都排满了饥饿的人群，攥着钱也有可能买不到吃的。于是，人们想到了西餐，想到了炸牛排，想到了莫斯科餐厅。老北京人第一次感到了西餐的重要性。尽管当时莫斯科餐厅的炸牛排十元钱一块，而且比油饼还薄，但那毕竟是牛肉啊，并且还用油炸过，又有肉又有油，吃上一块能顶两碗“双蒸饭”！（双蒸饭是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水分多，饱的快饿得也快。）所以，莫斯科餐厅门前也排起了大队，这是老北京人第一次把目光投向西餐厅。
人们的目光不仅投向了西餐厅，而且投向了全北京所有卖啤酒的地方。北京人在过去，即使在夏天，也很少喝啤酒，他们倾心的是到黄酒馆喝绍兴黄酒。北京市面上的啤酒只有寥寥数种，因老北京人多数不习啤酒，故而销量很低。自然灾害开始以后，北京的市面上还时常有散装啤酒供应，而且不限量，此时的老北京人才幡然醒悟，啤酒不是被称为“液体面包”吗？那也是大麦做的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出于解决腹内饥饿的纯洁目的，北京人开始提着暖水瓶、抬着钢精锅，豪放地打起啤酒来。
“文革”期间，凡涉嫌“洋货”的都在痛打之列。西餐当然受到殃及，特别在“极左”思潮的排斥下，西餐几乎等同“资产阶级”的产物，被视为西方的文化侵略，而享用西餐的人更被造反派指为“资产阶级思想”。京城几家生意挺不错的西餐馆都“纷纷落马”，关门歇业。大地西等餐厅也难逃厄运，因卖西餐“崇洋媚外”而停业。
文革初期，“根儿正苗儿红”的莫斯科餐厅也改名为“食堂”，民间称其为“老莫”——就像当年把苏联喊作老大哥一样，透露出“皇城子民”的一种随意与不吝，于是这种人性化的亲昵称谓流传开来。那时，“老莫”保留下来的菜品大概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像苹果烤鹅、高加索饺子汤、高加索肉串和格瓦斯饮料等很多东西都不做了。北京一些优越感与失落感互存并交替的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城楼，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均有描述主人公和伙伴们在“老莫”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如果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其北京顽主的身份是不完整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不过，莫斯科餐厅的银质餐具也常常被这些人“顺”走，流失严重，到了80年代初期只好改用普通餐具。现在，当年的银质餐具只剩五六套了，已被餐厅当成文物封存起来。作为早期为数不多的西餐厅，老莫对一些人来说具有别样的意义。莫斯科餐厅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蜜月时期、裂痕时期，旁观了苏联解体，是中苏关系变迁的见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使西餐也迎来新的发展机，在中国得到真正普及。1980年，当时的西城饮食公司把西四南大街17号（原西四小吃店）的地下“人防工事”改建成餐厅。大地西餐厅重又开张迎客。由于不少人钟情西餐，因此大地西餐厅一开业就异常的火爆，正点饭口得等座，该午休了都关不上门。当时，由于“文革”的停业，京城西餐厅就剩了紧邻西郊动物园的莫斯科餐厅。因而，大地西餐厅重张之后，名气紧随莫斯科餐厅之后，被不少北京人称之为“城中老莫”。
1983年，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马克西姆西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风格，只是人均200元的消费(大概为当时一名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4个月的薪水)，在那个时代足以令国人望而却步。其后十几年，西餐的发展依然缓慢。
到了上世纪的最后几年，随着对外开放，中国西餐业发展的脚步突然加快了。当时国家规定，三星级以上酒店必须有西餐厅，酒店建到哪里，西餐厅也就开到了哪里。同时，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等洋快餐的推广，时尚酒吧都提供简单的各国风味便餐，从口味、环境和就餐方式无疑都是西式的，这些洋快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餐，却使国人开始接受西餐的味道，推广了西餐文化。
本世纪开始以来十多年中，世界各地的风味菜肴让人眼花缭乱，中国人真正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纯正美味佳肴。譬如，吃惯了“中国西餐”的老一辈，对于“沙拉”的概念，似乎土豆是不可或缺的，其实土豆沙拉仅是俄式沙拉中的一种，西欧许多国家的沙拉实际上是不放土豆的，而且大多数沙拉只是用橄榄油和苹果醋调制，很少使用蛋黄酱（Mayonnaise），而今天的年轻人则更钟情于蔬菜和水果的沙拉。当正宗的法国松露、煎鹅肝、烤鲑鱼、Moule（一种贻贝）、白扁豆烩肉和红酒小牛肉端上餐桌的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什么是真正的法国菜。
西餐的盛行，也令人们注意到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区别，譬如西餐的桌子都是方形有棱角，客人可以直面相对；而中餐的桌子几乎就圆形光滑无边际，客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团团围坐；西餐厅里环境安静幽雅，中餐厅里气氛喧闹热烈；西餐注重背景音乐，中餐却喜酒盏相碰；西餐厅感受的多是浪漫温馨窃窃私语，中餐厅里看见的多是呼朋唤友猜拳叫喊；西餐厅里笼罩着柔和的灯光，中餐厅里讲究灯火通明人丁兴旺；吃西餐时刀叉一堆，吃中餐时一双筷子解决问题；走进西餐厅得轻言细语含含蓄蓄，走进中餐厅就不能不挽起袖子想唱歌；西餐厅一根蜡烛一杯红酒足够，中餐厅得三瓶五瓶外加几盅全会；西餐的门面讲究端庄一本正经，中餐的门脸喜好张灯结彩一如唱戏……
人们在享用、消费一种舶来文化的同时，又在融合、打造一种独特文化。北京人在饮食上始终保持着容纳百川、五方杂处的处世态度。作为世界知名美食大国的首都，北京创造了享誉全球的中餐文化，同时接受、仿造，进而创新、推广同样优秀的西餐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