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京报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762294315789617&wfr=spider&for=pc）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金中都城为蒙古骑兵所破，皇城宫阙毁于兵火。此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之后，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也就是这一决定，元大都都城也从“水流涓微，土泉疏恶”的中都旧址，迁到了金帝原有的行宫——大宁宫以及拥有众多天然湖泊的高梁河水系上来。不仅如此，为让宫苑有充足的水源，还专门开辟金水河从玉泉山引水，经和义门（今西直门）西流进宫苑。

忽必烈灭了南宋之后统一了中国，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金朝，元大都对于漕粮的依赖，也数倍于金中都。元统治者不但积极开辟大运河，而且还大力发展海运。但是，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粮都只能运到通州，然后再转送至大都城。据史书记载，“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数。”因此，寻找水源，恢复河运，势在必行。而此时的玉泉水源已为宫苑专用，要想引水济漕，就必需另觅水源。

元代的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在经过艰苦的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引昌平白浮之水，引入旧闸河以济漕运。“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流于积水潭，复东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七闸，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阔，以过舟之水。”水闸和斗门，实际就是现在的船闸，既可节水，又便于行舟。

  郭守敬开凿运河的计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大功告成。漕船可以从通州以南的高丽庄经闸河径直停泊在积水潭中。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大都，见积水潭“舳舮蔽水”，大悦，赐河名“通惠”。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现如今通惠河又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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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佛舍利塔是北京通州的标志物，其历史可追溯到北周时期。它位于京城五河（即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交汇的水口位置，与通州漕运有着密切关系，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在通州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燃灯塔全名为燃灯佛舍利宝塔，俗称通州塔，因燃灯古佛而得名。燃灯佛是万佛之祖，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老师。据《通州县志》记载，燃灯塔始建于北周太平二年(557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燃灯塔在北周末期创建（577-581年），在唐代贞观七年（633）复建，在辽代重熙年间（1032–1054）重建。元代大德七年（1303）、至正七年（1347）、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清代康熙九年（1670）都曾进行过维修。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被震倒后，只剩塔座，从三十年（1691）起，由僧人照感四处募捐，进行重建，每年建成一层。三十五年（1696），知州吴存礼以为太慢，就带头捐钱，倡议公捐，加速修建，终于在三十七年（1698）再建成功。1976年7月1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剧烈地震，此塔受到波及，塔身左右30度大晃，但没有倾圮，只是把塔顶莲花座的砖抖落很多，塔身也略有酥裂，岌岌可危。1985年9月至1987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和通县人民政府筹资29万元，进行抢救性修缮，重建塔顶，补配铜铃，恢复塔基，再现了燃灯塔的原貌。

（来源：首都文明网https://www.bjwmb.gov.cn/zxfw/wmwx/wskt/t20190604_937804.htm 北京晚报 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5/30/content_11886700.htm）

八里桥，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八月，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建成，明英宗赐名永通桥，建筑这座桥的原因是“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诸水汇流而东。河虽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是以修建之。

八里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据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测算：桥长60.2米（从北地伏端到南地伏端的水平距离），宽16.2米。中孔高而两边孔较低，便于泄洪和分流的需要，侧墙为平面，向上稍有内顶，四角有八字翼墙，桥下四角有雁翅泊岸，上面各有镇水兽一只。“栏板原为青石实心板，望柱原为青石方柱，柱头除四根角柱为平顶外，各有石狮一只……端柱外各有一石雕座兽，兽体与端柱为一整块石料雕成。”战后，尽管这座桥上遍布着弹孔，但英法使团的随团医生芮尼依然对它的“外形美观”赞叹不已。

从建筑工艺的角度讲，八里桥亦有极富创造性之处。由于它位于通惠河的下游，河床土质为沙黏土，而桥属厚墩、原拱和重力式桥台结构，所以在建设桥基时采取了在较大的杉木桩上疏铺双层杉原木，构成木架，速成插架法，其上再铺砌单层大条石形成整底板，这样既坚固又抗压，迄今在古代石桥中仅发现这一座采用了此种方法。

八里桥建成后，不仅是陆路交通要冲，而且在漕运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据史料记载，清代，从南方来的漕运船都是有高桅杆的大型帆船，所以后人认为八里桥的中孔之所以高达8.5米，宽6.7米，是为了便于漕运船的通行，甚至留下了“八里桥，不落桅”的民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通惠河水较浅，漕运船不能进入通惠河，南来漕运船上的货物必须在北运河北端（通县）东面搬到小型船上来，再转运进入通惠河，所以通过八里桥的小型船本身就没有桅杆，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八里桥在漕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是整个漕运的“终点线”——也是进入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一点，参与八里桥会战的英法联军和清军统帅部，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战前，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制订的作战部署是，开战后，先由僧格林沁指挥马队全面出击，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待联军被冲乱阵型后，隐藏于树林与战壕中的部队伺机冲出杀敌，作战时兵分三路，由定福庄移驻八里桥一带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战东路联军，而僧格林沁率领主力迎战最强大的、也是主攻八里桥的西路联军。清军参战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有一万人。

相较之下，联军的参战兵力要少得多，共计五千人，但装备精良，除了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外，还有少部配备了最新式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而清军除了极少数的旧式滑膛枪外，使用最多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更加致命的是，僧格林沁的战前部署犯了两个大错：首先联军实施主攻的是南路由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而迎敌的恰恰是清军三部中最弱的胜保部；其次在阵型上，英法联军采用的是三排阵列的战列步兵线，“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尽管清廷此前告诫僧格林沁，面对这样的阵型，再按传统的方式，上来就用马队冲杀，“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导致最终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但可惜，僧格林沁并没有听进去。

上午七时，八里桥会战正式打响！

最初遭遇清军的，正是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先头部队，包括一连工兵、一连炮兵、两连猎兵和两个骑兵炮兵排，冉曼将军率部跟在后面，其中包括猎兵营的剩余部分、火箭兵、炮兵连和101线列步兵团。发现清军后，科林诺赶紧命令部队停住，组成方阵，架设大炮，准备迎战。而清军的军纪严明，给埃里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压压的一万骑兵，在行进过程中毫无声息，沉着而坚定，“一切动向，全由上下左右晃动的旗子示意，好比海上的信号！”

僧格林沁下令，马队向敌军的宽广阵地全线冲杀。

骑兵们挥舞长矛，手持弓箭，喊声震天，企图冲乱和割裂联军的战斗队形，尽管遭遇猛烈的火力攻击，他们还是前赴后继，“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一时我们都认为已经被密云一般的骑兵团团围住了，他们的人数真是多得吓人！”早晨还在被号角和战鼓激励得斗志昂扬的德米特勒西，此时此刻却感到了恐惧，“大炮发射出去的许多炮弹在敌人骑兵中引起了混乱，迫使他们后退，然而敌人很快又卷土重来，并且发出野蛮的呼喊声！”形势越来越严峻，危险迫在眉睫，科林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顶不住了，下令撤退，但清军的战马奔腾而来，四处扬起大片尘土，仿佛要把联军踏个粉碎！多亏炮兵的猛烈轰击，才帮助科林诺解围，与后续部队会合。

这时，僧格林沁已经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他在胜保部与科林诺部激战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南路和西路之间，试图分割这两路敌人，其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科林诺部，歼灭敌人主力。清军很快发现了联军部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即科林诺部和英军萨顿旅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他们立刻汹涌而入，德拉格朗热中尉回忆道：“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军似的，他们死而复生，顽强战斗，甚至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清军的此种英勇，给科林诺部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射来的密箭造成了严重伤亡，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靠拼刺刀来顶住清军的攻势。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讹传讹，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一大谬误。”吉拉尔教士回忆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迎头痛击联军，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遭到惨败……”

这时，清军排列在河岸上的大口径巨炮开始发射炮弹，但这些炮普遍陈旧，其中一门竟还是1674年在阿姆斯特丹铸造的，射击精度很差，大部分都没有打到联军的阵地上，反而被联军的贝茨曼上校指挥的十二号榴弹炮轰垮，清军摇起军旗，下令前线兵勇撤回八里桥，而联军的炮火也终于延伸到了八里桥上。

几乎每一个参与八里桥之战的联军将士，在回忆录中都反复提到那位挥动黄色旗帜的清军旗手。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乃是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他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他挥舞着黄旗，以示挑战！然而我们的十二号炮已经进入阵地，并把炮弹倾泻在桥上，这时，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四散飞去，再加上炮弹的碎片，把桥栏上安放的石兽也给炸坏了，倒下去的人立刻由新的禁卫军所替补，而他们的那位长官则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

围绕八里桥头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清军和联军均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殊死的搏杀，一开始对阵双方使用的还是弓箭和枪弹，后来就是大刀对刺刀的白刃战，谢内维埃尔参谋在上呈法国陆军部的远征报告中写道：“八里桥，一个古老文明的雄伟纪念碑，此时呈现一派特别的景象：穿戴华丽的兵勇摇着军旗，毫无掩体，以杀伤力很弱的火枪，还击我军大炮加步枪齐射的攻势。”吉拉尔教士则感慨道：“这些英勇但并不灵活的战士，顶住杀伤力很大的密集炮火，绝不后退一步，一直坚持了一个小时，最后宁肯全体战死，绝不放弃阵地。”

运河的两岸和桥上堆满了被惨烈的战斗遗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在这一刻，整个战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位挺立桥头的旗手身上。

“他的身材极为高大，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杏黄大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格林沁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埃里松这样写道，“当全军精锐所保卫的那座桥上已经横尸遍地，他依然屹立在那里，始终独自一人，任凭子弹在他的身边嗖嗖穿过、炮弹在他四周隆隆轰鸣，他也岿然不动，他的那股勇气，令我们都感到无限地钦佩。”

作为联军总指挥孟托班的翻译，埃里松回忆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孟托班忍不住赞叹“真是一条好汉”！然后下令将这个旗手生擒活捉。

“几个士兵冲上前去，试图俘虏那个旗手，但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杏黄大旗缓缓地向一旁倒去，随着它一起倒下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旗杆的痉挛的手。”

这是整个八里桥会战中最壮烈的一幕。

中午十二时，八里桥会战结束，距此十二里远的紫禁城被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当然，与帝国的首都一起即将遭受劫难的，还有西北方向的那座名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