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1-03/19/34699333.html）

元朝定都大都后，主要通过从南方调运粮食、各种手工业品以及各地特产等来保障物资供应，大运河成为元代运送物资的重要渠道。为此，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山东修凿了由济宁到东平的济州河，以及由东平至临清的会通河，使元朝的内河漕运可以由淮河进入泗水，再通过济州河、会通河、卫河，直达通州（今天北京通州区）张家湾码头。但从通州到大都，仍然有50余里的陆路，需要用人力将运到通州的官粮搬运到大都。官粮一年有千万石，百姓不胜其苦。遇到雨天，更是艰难，道路泥泞，人困畜疲，驴畜死者，不可胜计，打通从通州到大都这50里势在必行。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朝重新成立了都水监，正式启动了开通通州到大都这一段的运河工程，主管都水监、负责运河工程的人，叫郭守敬。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对郭守敬委以重任，最主要的原因是郭守敬在水利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郭守敬，字若思，出生于1231年，顺德府邢州，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邢台市人。他的祖父郭荣是金元之际的学者，精通五经、算数和水利。郭守敬自幼聪颖，祖父郭荣就让他拜同乡学者，元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刘秉忠为师，学习五经、天文、历算与水工。也许是受到祖父的影响，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天赋与巧思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中统三年（1262年），元代名臣张文谦向朝廷推荐了郭守敬，推荐的理由就是他“习水得，巧思绝人”。忽必烈很快就召见了郭守敬，在这一次召见中，郭守敬向他陈述了“水利六事”，也就是朝廷应该兴办的6项水利事业，其中第一条就是开通一条连接大都和通州的运河。忽必烈对郭守敬的建议大为赞赏，当下就授予他“提兴诸路河渠”的官职，并在一年后加授“副河渠使”。此后，郭守敬开始在水利方面大展身手，奉命在西夏修浚古渠，解决了当地农田灌溉问题；提出开通河套黄河航运和修复河套古渠的建议，使得对河套的开发更为便利；协助老师刘秉忠，参与了大都建设的规划设计，主要负责城市引水、排水工程……当然，除了水利方面，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算术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有人将他誉为“天文、历算及水利工程的一代宗师”。

运河的开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挖河道——金朝曾经开凿过从通州到大都的运河，从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仍然可以利用。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所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水源问题一直困扰着金代的统治者，金代开凿的河道曾一度以卢沟河、高粱河为水源，但水量仍然不足，所以金代的运河很快就因淤积等问题被废弃。郭守敬进行了反复详细的勘察，发现昌平温榆河水系的白浮泉水量充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

找到水源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水引入大都城。白浮泉和大都城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但是两地之间的高度差却很小，而且中间有许多山谷河道。如果将水直接从东南方向引向大都，泉水就会流入其间地势较低的山谷河道中，无法到达大都；如果使水向西行，就会碰到西山山麓，而在世人眼中，白浮泉的地势要比西山山麓低，水不可能逆流而上。郭守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设计了一条非常巧妙的引水线路，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理学家为之赞叹。这条线路以白浮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麓向南，汇聚了西山附近的双塔、榆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泊中。清朝的《日下旧闻考》中记录了当时人的疑惑——“守敬乃能引之而西，是不可晓”，郭守敬到底为什么能够使低水向高流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那就是白浮泉的地势实际上要高于西山山麓。郭守敬并不相信地势西高东低的经验感觉，而是把海平面选为固定的参照点，经过实地测量，得出了白浮泉的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的结论。因此，郭守敬也是我国最早提出以海平面为零点的海拔标准概念之人，这不仅要比西方类似概念的提出早500多年，也为人们的工程测量带来了极大便利。

泉水在瓮山泊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也就是今天的什刹海，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

通州的海拔低于大都将近20米，为了使运粮船能够逆流而上，郭守敬沿着通惠河设立了24座船闸，每10里设一处，共11处，每处设上下闸门2座，上下闸门相距1里，调节各段的水量，使船只能顺利到达大都。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八月，运河正式开工。开工之日，元世祖忽必烈不仅调拨禁卫军“怯薛军”参加挖河，还命令丞相以下的文武百官都要亲自拿着挖泥的畚锸去劳动，元代的太师淇阳忠武王月赤察儿也率领部下一同参与。在人们的努力下，运河用时不到一年就竣工了。至元三十年（1293年）七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积水潭停满大大小小的漕船，“舳舫敝水”，一派繁华，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赏赐郭守敬钞一万二千五百贯，并让他继续兼职管理通惠河的漕运之事。

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漕运的粮食和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运到大都城的积水潭，进一步促进了元朝南北之间的交流和大都的商业发展，大都城也越来越热闹，成为“华区锦市，聚四海之珍异；歌棚舞榭，造九州之秾芬”的繁华都市。

（来源：京报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762294315789617&wfr=spider&for=pc）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金中都城为蒙古骑兵所破，皇城宫阙毁于兵火。此后又经过半个多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之后，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也就是这一决定，元大都都城也从“水流涓微，土泉疏恶”的中都旧址，迁到了金帝原有的行宫——大宁宫以及拥有众多天然湖泊的高梁河水系上来。不仅如此，为让宫苑有充足的水源，还专门开辟金水河从玉泉山引水，经和义门（今西直门）西流进宫苑。

忽必烈灭了南宋之后统一了中国，其统治范围远远超过金朝，元大都对于漕粮的依赖，也数倍于金中都。元统治者不但积极开辟大运河，而且还大力发展海运。但是，无论是河运，还是海运，漕粮都只能运到通州，然后再转送至大都城。据史书记载，“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千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数。”因此，寻找水源，恢复河运，势在必行。而此时的玉泉水源已为宫苑专用，要想引水济漕，就必需另觅水源。

元代的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在经过艰苦的实地考察之后，决定引昌平白浮之水，引入旧闸河以济漕运。“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旧源，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流于积水潭，复东折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七闸，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阔，以过舟之水。”水闸和斗门，实际就是现在的船闸，既可节水，又便于行舟。

  郭守敬开凿运河的计划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大功告成。漕船可以从通州以南的高丽庄经闸河径直停泊在积水潭中。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返大都，见积水潭“舳舮蔽水”，大悦，赐河名“通惠”。这个名字一直流传至今。现如今通惠河又已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源：大运河遗产 http://www.chinagrandcanal.com/default.php寺庙信息网https://xlhc.net/4483.html）

燃灯佛舍利塔是北京通州的标志物，其历史可追溯到北周时期。它位于京城五河（即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交汇的水口位置，与通州漕运有着密切关系，是京杭大运河北端的标志，在通州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燃灯塔全名为燃灯佛舍利宝塔，俗称通州塔，因燃灯古佛而得名。燃灯佛是万佛之祖，也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老师。据《通州县志》记载，燃灯塔始建于北周太平二年(557年)，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燃灯塔在北周末期创建（577-581年），在唐代贞观七年（633）复建，在辽代重熙年间（1032–1054）重建。元代大德七年（1303）、至正七年（1347）、明代成化二十年（1484）、清代康熙九年（1670）都曾进行过维修。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被震倒后，只剩塔座，从三十年（1691）起，由僧人照感四处募捐，进行重建，每年建成一层。三十五年（1696），知州吴存礼以为太慢，就带头捐钱，倡议公捐，加速修建，终于在三十七年（1698）再建成功。1976年7月1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剧烈地震，此塔受到波及，塔身左右30度大晃，但没有倾圮，只是把塔顶莲花座的砖抖落很多，塔身也略有酥裂，岌岌可危。1985年9月至1987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和通县人民政府筹资29万元，进行抢救性修缮，重建塔顶，补配铜铃，恢复塔基，再现了燃灯塔的原貌。

（来源：首都文明网https://www.bjwmb.gov.cn/zxfw/wmwx/wskt/t20190604_937804.htm 北京晚报 http://bjwb.bjd.com.cn/html/2019-05/30/content_11886700.htm）

八里桥，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八月，正统十三年十二月建成，明英宗赐名永通桥，建筑这座桥的原因是“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诸水汇流而东。河虽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是以修建之。

八里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据著名建筑学家孔庆普测算：桥长60.2米（从北地伏端到南地伏端的水平距离），宽16.2米。中孔高而两边孔较低，便于泄洪和分流的需要，侧墙为平面，向上稍有内顶，四角有八字翼墙，桥下四角有雁翅泊岸，上面各有镇水兽一只。“栏板原为青石实心板，望柱原为青石方柱，柱头除四根角柱为平顶外，各有石狮一只……端柱外各有一石雕座兽，兽体与端柱为一整块石料雕成。”战后，尽管这座桥上遍布着弹孔，但英法使团的随团医生芮尼依然对它的“外形美观”赞叹不已。

从建筑工艺的角度讲，八里桥亦有极富创造性之处。由于它位于通惠河的下游，河床土质为沙黏土，而桥属厚墩、原拱和重力式桥台结构，所以在建设桥基时采取了在较大的杉木桩上疏铺双层杉原木，构成木架，速成插架法，其上再铺砌单层大条石形成整底板，这样既坚固又抗压，迄今在古代石桥中仅发现这一座采用了此种方法。

八里桥建成后，不仅是陆路交通要冲，而且在漕运史上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据史料记载，清代，从南方来的漕运船都是有高桅杆的大型帆船，所以后人认为八里桥的中孔之所以高达8.5米，宽6.7米，是为了便于漕运船的通行，甚至留下了“八里桥，不落桅”的民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通惠河水较浅，漕运船不能进入通惠河，南来漕运船上的货物必须在北运河北端（通县）东面搬到小型船上来，再转运进入通惠河，所以通过八里桥的小型船本身就没有桅杆，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八里桥在漕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是整个漕运的“终点线”——也是进入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一点，参与八里桥会战的英法联军和清军统帅部，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战前，清军统帅僧格林沁制订的作战部署是，开战后，先由僧格林沁指挥马队全面出击，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待联军被冲乱阵型后，隐藏于树林与战壕中的部队伺机冲出杀敌，作战时兵分三路，由定福庄移驻八里桥一带的胜保部迎击南路联军，瑞麟部迎战东路联军，而僧格林沁率领主力迎战最强大的、也是主攻八里桥的西路联军。清军参战总兵力达三万人，其中马队有一万人。

相较之下，联军的参战兵力要少得多，共计五千人，但装备精良，除了前膛燧发枪和滑膛炮外，还有少部配备了最新式的线膛火炮和线膛步枪，而清军除了极少数的旧式滑膛枪外，使用最多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更加致命的是，僧格林沁的战前部署犯了两个大错：首先联军实施主攻的是南路由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而迎敌的恰恰是清军三部中最弱的胜保部；其次在阵型上，英法联军采用的是三排阵列的战列步兵线，“前层踞地，中层微俯，后层屹立，前层先行开枪，中层继之，后层又继之”。尽管清廷此前告诫僧格林沁，面对这样的阵型，再按传统的方式，上来就用马队冲杀，“马匹一经受伤，必然惊溃”，导致最终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但可惜，僧格林沁并没有听进去。

上午七时，八里桥会战正式打响！

最初遭遇清军的，正是科林诺将军率领的法军第二旅先头部队，包括一连工兵、一连炮兵、两连猎兵和两个骑兵炮兵排，冉曼将军率部跟在后面，其中包括猎兵营的剩余部分、火箭兵、炮兵连和101线列步兵团。发现清军后，科林诺赶紧命令部队停住，组成方阵，架设大炮，准备迎战。而清军的军纪严明，给埃里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压压的一万骑兵，在行进过程中毫无声息，沉着而坚定，“一切动向，全由上下左右晃动的旗子示意，好比海上的信号！”

僧格林沁下令，马队向敌军的宽广阵地全线冲杀。

骑兵们挥舞长矛，手持弓箭，喊声震天，企图冲乱和割裂联军的战斗队形，尽管遭遇猛烈的火力攻击，他们还是前赴后继，“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一时我们都认为已经被密云一般的骑兵团团围住了，他们的人数真是多得吓人！”早晨还在被号角和战鼓激励得斗志昂扬的德米特勒西，此时此刻却感到了恐惧，“大炮发射出去的许多炮弹在敌人骑兵中引起了混乱，迫使他们后退，然而敌人很快又卷土重来，并且发出野蛮的呼喊声！”形势越来越严峻，危险迫在眉睫，科林诺的先头部队很快就顶不住了，下令撤退，但清军的战马奔腾而来，四处扬起大片尘土，仿佛要把联军踏个粉碎！多亏炮兵的猛烈轰击，才帮助科林诺解围，与后续部队会合。

这时，僧格林沁已经发现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他在胜保部与科林诺部激战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南路和西路之间，试图分割这两路敌人，其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围科林诺部，歼灭敌人主力。清军很快发现了联军部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即科林诺部和英军萨顿旅之间存在着一个空隙，他们立刻汹涌而入，德拉格朗热中尉回忆道：“炮火枪弹像打不倒清军似的，他们死而复生，顽强战斗，甚至冲到我方大炮前三十来米。”清军的此种英勇，给科林诺部以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射来的密箭造成了严重伤亡，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不得不靠拼刺刀来顶住清军的攻势。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讹传讹，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一大谬误。”吉拉尔教士回忆道，“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迎头痛击联军，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遭到惨败……”

这时，清军排列在河岸上的大口径巨炮开始发射炮弹，但这些炮普遍陈旧，其中一门竟还是1674年在阿姆斯特丹铸造的，射击精度很差，大部分都没有打到联军的阵地上，反而被联军的贝茨曼上校指挥的十二号榴弹炮轰垮，清军摇起军旗，下令前线兵勇撤回八里桥，而联军的炮火也终于延伸到了八里桥上。

几乎每一个参与八里桥之战的联军将士，在回忆录中都反复提到那位挥动黄色旗帜的清军旗手。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大群身着黄衣的中国人聚集在桥上和桥的四周，为首的乃是一位骑在马上的长官，他勇敢地挺身而出，站在他的士兵的前面，他挥舞着黄旗，以示挑战！然而我们的十二号炮已经进入阵地，并把炮弹倾泻在桥上，这时，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四散飞去，再加上炮弹的碎片，把桥栏上安放的石兽也给炸坏了，倒下去的人立刻由新的禁卫军所替补，而他们的那位长官则一手舞旗，一手执剑，始终站在最前面。”

围绕八里桥头的战斗进入白热化的状态，清军和联军均投入大量兵力进行殊死的搏杀，一开始对阵双方使用的还是弓箭和枪弹，后来就是大刀对刺刀的白刃战，谢内维埃尔参谋在上呈法国陆军部的远征报告中写道：“八里桥，一个古老文明的雄伟纪念碑，此时呈现一派特别的景象：穿戴华丽的兵勇摇着军旗，毫无掩体，以杀伤力很弱的火枪，还击我军大炮加步枪齐射的攻势。”吉拉尔教士则感慨道：“这些英勇但并不灵活的战士，顶住杀伤力很大的密集炮火，绝不后退一步，一直坚持了一个小时，最后宁肯全体战死，绝不放弃阵地。”

运河的两岸和桥上堆满了被惨烈的战斗遗留下的残缺不全的尸体。

在这一刻，整个战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位挺立桥头的旗手身上。

“他的身材极为高大，手执一面写有黑字的杏黄大旗，并且把这面旗帜不时指向所有的方向，此乃僧格林沁之旗，所有官长的眼睛都注视着它，因为它正在向全体中国军队下达着命令。”埃里松这样写道，“当全军精锐所保卫的那座桥上已经横尸遍地，他依然屹立在那里，始终独自一人，任凭子弹在他的身边嗖嗖穿过、炮弹在他四周隆隆轰鸣，他也岿然不动，他的那股勇气，令我们都感到无限地钦佩。”

作为联军总指挥孟托班的翻译，埃里松回忆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孟托班忍不住赞叹“真是一条好汉”！然后下令将这个旗手生擒活捉。

“几个士兵冲上前去，试图俘虏那个旗手，但就在这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杏黄大旗缓缓地向一旁倒去，随着它一起倒下去的是一只紧紧抓住旗杆的痉挛的手。”

这是整个八里桥会战中最壮烈的一幕。

中午十二时，八里桥会战结束，距此十二里远的紫禁城被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当然，与帝国的首都一起即将遭受劫难的，还有西北方向的那座名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呼延云）

——《大运河的传说》（郑建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通惠河在古时候是运粮河，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石粮食从南方运来，送进京城。八里桥建成后，桥洞子小，大粮船桅杆高，过不去，人们只好在这里落帆停下，把粮食倒到小船儿上去。

有一年，北方大旱闹粮荒，京城急需大批粮食，皇上降旨，要加快运粮，并亲自到通惠河来视察。这么一来，可把倒粮食的民夫治苦啦，他们虽然拼死拼活不分昼夜的干，粮食还是倒不过来。

一天，人们正望着一队队粮船发愁，一个老汉挑着厨师用具，来到这里。他先冲人们微微一笑：“你们这些人发什么愁哪？”

“发什么愁?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吧!瞧——”一个中年人伸手朝河里一指，那粮船都快排到通州西门了。

“哈哈，那也不能不吃饭呀!”老汉笑着说：“都快晌午了。”

“唉!脑袋都保不住了，还有心吃饭呢!”中年人叹了口气。

“光发愁不吃饭，脑袋就保住了?”老汉还是乐呵呵地说，“我是跑大棚的厨子，今儿个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说完，挑起挑儿，朝不远的伙房走去。

傍晚，当人们愁眉苦脸的来到伙房的时候，那老汉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桌子上放着几碗热气腾腾的饸饹，中间还有一个小饸饹床儿。看着这些，人们愣住了。那个中年人若有所思的走过去，抓住饸铬床儿的把儿，又压了几下，猛地一拍大腿：“好主意!”随后把人们都叫来，指着饸铬床儿比手划脚的讲：“你们瞧，这饸铬床儿就好比是粮船，这上头的把儿就是船上的桅杆，现在桅杆太高，粮船过不了桥洞，要是把桅杆改成活的——在船上安两根木桩，平时用两根铁销子，把桅杆固定在木桩中间，过桥时就拔掉一根销子，放倒桅杆，船不是就能从桥下过去了吗!”

“对!”“对呀!”人们听着，不禁高兴得欢呼起来。几天以后，改装了桅杆的粮船，一队队顺利的通过了八里桥，浩浩荡荡向京城驶去了。从此，“八里长桥不免挽桅”的故事也就传开了。

      http://k.sina.com.cn/article_5909535916_1603c5cac001001w6l.html

——《大运河的传说》（郑建山，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元代郭守敬修通惠河，在仅长一百六十四里的河道上，竟然建造了二十四座闸。其中最后两座闸称广利上闸、广利下闸，都在张家湾镇内，上闸就在土桥村中。通惠河入潞河处正是张家湾下码头，建设北京的木材，供给北京的粮米以及各种物品都在此卸船上岸储运，或从通惠河“梯航入京”。从下码头车运百货或木材去北京，要穿过横在土桥村中的通惠河，因此在河上架木为桥，桥距广利上闸很近，所以闸称广利桥。木构桥面铺灰土夯实，但也经不住夜以继日的蹄踏轮轧，于是屡毁屡铺，由是此桥逐渐著名而称为土桥，今村名即源于此。

由于木桥重负难当，故而在明代前期改建成石桥。嘉靖四十三年（1563），为保卫北京和漕运要道而抢筑了张家湾城，这座石桥更加繁忙，桥面石被轧的沟痕累累，有碍运输，甚至不时发生车翻人亡事故。于是在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天津有位绅士王起凤出资重修桥面和护栏。至今又过二百二十年了，仍在默默服役。

这座石桥南北向，横跨元代通惠河故道上。单孔平面，长三丈三尺，宽一丈五尺，两侧安装石护栏。护栏的望柱和栏板都浮雕几何纹饰，两端戗栏板雕成如意墙及雁翅，都由花岗岩长方石块砌筑，缝隙细小，衔接恰当，显得十分坚固。在东北雁翅壁上，嵌有一块石刻，楷书工正遒劲，简要地记载着乾隆年间重修石桥之事。在东南雁翅中间顶部，嵌砌着一只罕见的石刻镇水兽，集圆雕、浮雕、线刻技法于一身，颇具明代雕刻风格。它由一块艾叶青石所制，长三尺五寸。宽一尺八寸，作卧伏状，梗项扭头，怒视绿波，大角犀利，鳞片有秩，长尾回蜷，栩栩如生，是北京地区古代石桥处最大最精美的镇水兽。因为砌嵌时不小心，使该石雕腰断，留下不小遗憾。镇水兽是龙子之一，号称饕餮，因平生性好饮，所以造桥者把它放在桥下水边，用来镇水护桥。

在石桥南端入京大道西侧，曾有一座三官庙，是明代万历年间内监奏请慈圣李太后捐钱所建。院内植有牡丹数百株，开花时节，为过往商旅所景仰，盛名远播京城。

奇怪的是：此桥应该有四只镇水兽，为什么只剩一只呢？据传，现存的这只石兽，一天夜里饥饿难忍，就悄悄地跑到岸上去偷吃庄稼，肚子饱了又悄悄地回到原处，饮一阵水卧下。天亮了，一位农夫惊奇地见到庄稼丢失不少，就立即到三官庙里向关老爷告状。关公一听就火了，瞪了眼睛想了想，不知是谁干的，没法去惩罚。关公是个细心人，就暗暗派身边的周仓，夜里秘密查访。这只石兽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独自暗笑。第二天夜里，石兽又来到另一家地里偷吃庄稼，咔嘣咔嘣，响声惊动了正在提着鞭子四处寻查的周仓。周仓举着鞭子就朝响声扑去，见是桥下石兽在祸害老百姓的庄稼，抡起大鞭就抽了过去，那怪兽正在洋洋得意地吃着，万万没料到挨了一鞭子，哎呀大叫一声，跑了。周仓心想，这石兽不会再敢了，也就没有向关公报告。不料这石兽恶习难改，第三天夜里，又去了别的一块地，先四下小心地看一阵，见没动静，再忍一会儿，还是没动静，这才放开胆子偷吃。那周仓知道这石兽贪食，不放心，这回是提着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出来探看的，从东边走到南边，又从南边绕到西边，都没发现什么疑点。当他从西边刚刚向北边走几步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咔声，就气呼呼地举刀奔了过去，照准石兽的身上，咔嚓一刀下去，那石兽来不及躲闪，腰上挨了一刀，一条大口子往外窜血，嚎叫着奔回原处，老老实实地卧下了。周仓也不追赶，提刀回庙，一五一十地向关公述说了一遍，关公满意地点了点头，让他继续站在赤兔马边。天亮了，卧在受伤石兽对面的那只，看见同伴鲜血淋淋，问清情由后吓得不敢在这里看桥，就偷偷地跑到张家湾城南门处，卧在通运桥下。不久，桥西边的两只石兽也逃走了，不知去向，只有那只被砍一刀的石兽还在那里卧着，至今腰上的刀痕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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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传说大全集》（马燕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明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命御史吴仲重新疏通大运河。吴仲疏通河道时遇到了难题，北京地势比通州高，如何才能让“水往高处流”，让船只抵达京城呢？传说有一天吴仲在街上遇到了一个卖炸糕的老头，此人须发皆白、气度不凡，吆喝“炸炸糕、炸炸糕……”吴仲一听，茅塞顿开，“炸炸糕不就是闸闸高”，只要做到一闸比一闸高，“水往高处流”的难题不就解决了吗？后来相传那个老头就是被后人尊称为土木匠祖师爷的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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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以前，通州有一个叫郭灵的人，非常聪明，落生会叫妈，三岁会作画，他总是在地上画一条龙在爬。爹妈给他取名郭灵。郭灵长到十八岁，竟考中了状元，当上朝廷里的一个大官儿。

一天，皇上要挖运河，嘿！这可是关系到国运兴衰的大事，交给谁呢？这就想到了郭灵。郭灵带领成千上万的民夫，从京城北海开始往下挖。一天，他们挖到一个地方，咳！这地方太怪了，白沙成堆，卷着旋风，嗖嗖作响。河道呢？怎么挖怎么陷。有时挖着挖着，轰隆一声，沙坑倒塌了，不少民夫陷进沙坑里……也不知挖了多少日子，可河道还是一个大沙坑。

皇帝限定的竣工日期就要到了，急得掌管挖河大权的的郭灵整天围着那个大沙坑来回转悠。沙坑的旁边有个小茶水摊儿，卖水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郭灵转悠烦了，就到茶摊儿上喝茶水。

日久天长，老奶奶知道他是统管挖河的大官儿。这天，老奶奶见他魂不守舍的样子，就说：“俺这块儿祖祖辈辈有个说法，‘沙坑底下有沙龙，要想治沙龙，除非人变龙’。你穿过南边的小树林，径直再走三里地，那儿有座观，叫成龙观，听说观里有成龙药，吃了成龙药，人就变成一条龙。”

听了这话，郭灵猛地一机灵，沙龙？成龙药？人变龙？这怎么可能呢？他呆呆地看着老奶奶。老奶奶见此情景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那么肯定。咳，甭管真假，试试吧！他似信非信告辞老奶奶，信步向南走去。

穿过小树林，走三里地，果然有座成龙庙。只见观里古树参天，绿荫蔽地，青砖绿瓦隐在绿意之间。郭灵大喜，轻轻敲了敲观门。半晌，门吱扭一声开了，一小道童迎了出来，说来者可是郭大人，我家师父有请。郭灵心中暗暗称奇，可又不便多问，只得随着道童进入三清殿。

观主老态龙钟，须眉洁白像雪，迎了出来，见到郭灵，说：“郭大人光临小观，有失远迎，惭愧惭愧。”郭灵更加奇怪了，他们怎么知道我要来呢？老观主见郭灵惊奇，微微一笑，说：“昨天夜里，雷雨大作，闪电中，一条小白龙钻了出来，直入观中。醒来时，又听到成龙药的葫芦里沙沙作响，故而知道有贵客要来。”

郭灵更加奇怪了，昨天晚上哪来的雨呀？再说，那贵客怎么就知道是我呢？老观主笑而不答。老观主不答，郭灵也不便多问，言归正传，郭灵试探着说：“您这儿真有成龙药？”“有啊！”“我想借来试一试。”老观主说：“我这成龙药也不知是哪朝哪代老祖师传下来的。一打雷它就轰轰作响 ，现在看来是该它出世的时候了……”

说着，从房梁上取下一个烟熏火燎、又脏又黑的小葫芦。郭灵快步上前接过小葫芦，擦了擦。年代太久了，拳头大的小葫芦已经变成了深红色，拔开布塞往外一倒，果然蹦出两颗栗子般大小的药丸。一颗鲜红鲜红，一颗雪白雪白。那药丸上有小米粒儿似的金字，红药丸上写着“龙变人”，白药丸上写着“人变龙”。郭灵心领神会，大喜。

郭灵抓起那两颗药丸，拜别了老观主，回到老奶奶的茶摊儿，向老奶奶要了一杯白开水，把那颗白药丸一口吞了下去。接着，又把红药丸交给老奶奶，嘱咐道：“您看着点儿，待会儿要是有条白龙从沙坑里爬上来，张嘴向您点头，那就是我，您千万把这丸药投进我的嘴里。要是那条沙龙出来了，您可别投，要是投错了，那就误了我的大事了。”

说完，郭灵就往沙坑跑，刚跑到坑边上，他就变成一条银练似的小白龙，“哧溜”一声，钻到沙坑里。一会儿的工夫，这沙坑就闹腾开了，先是咕嘟咕嘟冒泡，接着就像开了锅，水和沙粒卷起的大浪头几丈、十几丈……天昏了，地暗了，沙浪愈卷愈高，愈来愈狂，漫过了坑边，冲垮了老奶奶的小茶摊。大风刮起来了，半天云里，雷鸣电闪，晴朗朗的天气，一下子变黑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把老奶奶吓坏了，她赶紧钻进茅草棵子里。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风停了，雨住了，明亮的阳光露出了笑脸。老奶奶赶紧从茅草丛中爬出来，看见坑边上果然趴着一条巨龙，正张着大嘴呼呼地喘粗气。吓昏了头的老奶奶也分辨不清谁是谁啦，哆哆嗦嗦地把手里红药丸投进了龙嘴里。

老奶奶的药丸投错了。原来这条龙就是那条被打败了的沙龙，此时它正趴在那儿歇息呢。它吃了这颗药丸，在坑边上打了个滚儿，立时变成一个全身穿着黑衣服的粗壮汉子，一瘸一拐地向东走去。在坑底趴着的那条小白龙，见沙龙吃了老奶奶的药丸变成了人要逃走，急忙跃出沙坑，张开大嘴使劲一吞，就把那个黑壮汉子吞进肚里。

接着，他的身体横展开来，躺在了沙坑里。顿时，身上的鳞甲飞起来，贴在了坑边上，他的身体变成了长长的河道。河帮，是他的鳞甲筑成的，因此是铜帮；河底，是他的身体变成的，因此是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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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运河刚挖成不久，河水时常泛滥，通州城时常被水淹，老百姓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有一天夜里，通州全城的老百姓，包括官府的人都做了同一个梦：一个头顶放着灵光的神仙，手里拿着一盏佛灯，对大伙说：“通州若想免去三灾八难，须建一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因为城里有一海眼，海眼内有一个大鳌鱼，此怪乃东海龙君九子的坐骑，只有在海眼上建座塔，才能把此怪镇服，龙子也就无法兴风作浪了。”

一觉醒来，大家都感到奇怪，纷纷来到提督衙门，提督老爷一见百姓都来了，而且是为建塔请命的，十分高兴，因为他也做了同样的梦呀！

提督赶紧带着百姓们来到梦中神仙所指示的地方察看，只见这块地果然与其它地方不同，地的周围长满荒草，唯独有块六角形的地上却寸草不生。

提督想：肯定就是此处了。便命令百姓们开挖，果然刚刚挖地三尺就见有三块大青石板，每块青石板上都刻有许多字，大都是佛门梵语谁都看不懂，甭管懂不懂吧，掀开再说。等到掀开一看，大家都愣住了，只见青石板下面是一巨大井口，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见。天上既没刮风也没下雨，而井里却如雷鸣一般隆隆作响，一股寒气扑面而来。提督大喜，命令道：“就在此处建塔。”

老百姓们见提督已经下了命令，为了全城的人能过安宁日子，谁不愿意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城的能工巧匠也都来了。他们用了九九八十一天就建造好了宝塔。等到造好塔的这天，全城男女老少都来了，正在大家高兴之际，只见轰隆隆一阵巨响，塔身晃悠起来。老百姓们吓坏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出什么差错了吗？这时一位老者站出来说道：“此塔不稳，并非工匠之过，想必是那鳌鱼感到身压此重物不舒适故而作崇。我听说古人造塔，定有镇塔之物，方能安泰，我们造塔却没有镇塔之宝。想当初，造塔是受了神佛的启示，们何不请神佛为全城百姓镇慑妖鱼呢？“

大伙儿一听，有理。便根据众人的回忆，塑造了神像，因为当时托梦的神仙手中拿着一盏灯，便敬他为燃灯佛，此塔也就定名为燃灯塔了。

自从然灯佛镇守宝塔之后，通州塔还真的不再晃了。但是每逢初一、十五东海涨大潮的时候，塔身下仍能听见轰隆轰隆的声音。

就在燃灯塔造好后的第三年，一天，然灯佛祖到人间巡视，途经通州，只见高耸着一座宝塔，香火旺盛，供奉的竟是自己的神位，十分惊诧，便使神通聚来土地神，问道：“东士百姓供奉如来佛祖甚多，通州地界为何单单设下我的神位呢？”

土地连连作揖道：“佛祖原凉，几年前，此地有一鳌鱼时常兴风作浪，危害黎民百姓，小神得知此鳖鱼乃龙子的坐骑，便化作佛祖的模样，托梦于百姓，点化百姓营造此塔，以镇鳌鱼，免遭涂炭。百姓们因感激佛祖神威，故尔供奉佛祖神位。燃灯佛祖说道：“你为何不用自身形象去点化百姓呢？”土地答道：“小神的法力有限，怕得罪龙子伤害老身，才变成佛祖形象，为的是借助佛祖神威啊。”燃灯佛祖听后大笑道：“如此看来，我能受用此方百姓的供果，还得念你这土地佬儿的好处了。也罢，我也不能辜负百姓们的一片苦心，每逢初一、十五我到此地，那鳌鱼也就再不敢为非作歹了。”说罢，然灯佛祖来到塔前，点燃神灯，只见灯内射出一道金光，然后，架起祥云飘然而去。

第二天，人们来到塔下，只见塔内出现了尺余大的一个空洞，直通塔顶据说，这就是当年燃灯佛祖神灯照射的结果。从此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塔门就会自动打开，大概就是燃灯佛祖降临人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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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运河龙灯是北京市的传统民俗舞蹈。传说龙能行云布雨、消灾降福，象征祥瑞，所以以舞龙的方式来祈求平安和丰收就成为全国各地传统的一种习俗。运河龙灯是通州区县镇特有的传统龙灯，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一般龙灯的龙头为圆形，而县运河龙灯的龙头为方形，县龙灯融会了南北龙灯的特点,形成其独特的风格。两条通州的运河龙灯均身分7节,身长17米,仅一个龙头就重十余公斤。在结束厂甸庙会的演出后“光荣退休”，被请进国家博物馆“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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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京津冀—通州运河龙灯会经久不息永传承.

https://play.tudou.com/v_show/id_XMzg3MjkxMjc2NA==.html

（2）运河龙灯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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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通州曾经是 “昼夜号子连天，有人说是 ‘十万八千嚎天鬼’”。

通州的运河号子 （已知的） 大体分为10种:即起锚号、揽头冲船号、摇橹号、出仓 （或装仓） 号、立桅号、跑篷号、闯滩号、拉纤号、绞关号、闲号。开船前撤去跳板喊的是起锚号, 此号紧凑有力, 基本为无旋律齐唱。用篙把船头揽正, 顺篙冲船至深水处喊的是揽头冲船号, 此号稳健有力、无旋律, 为一领众和 （以下同） 。船至深水处顺水摇橹时喊的是摇橹号, 此号简洁明快 （有的曲调只有两个音） 、坚毅、有弹性。卸 （或装船） 船时喊出仓号 （装仓号） , 此号较自由, 旋律性强, 为单曲体结构；根据活路可即兴编词, 具有豪迈乐观性格。逆水行船前立桅杆时喊的是立桅号, 此号简洁有力。升起篷布时喊跑篷号 （船工忌讳“帆”音, 把“帆”叫作篷） , 此号比立桅号慢些。船搁浅时船工下水推船时喊的是闯滩号, 此号用立桅号曲调, 只是速度慢些, 更扎实, 有张力。纤工背纤拉船时喊拉纤号, 此号悠长、缓慢、稳健。拉纤号可即兴编词或使用歌谣、民间小曲词 （如《高高山上一棵蒿》《逛花园》《瞧情郎》等） , 为了增加劳动兴趣, 领号人扮成三花脸，头上梳小辫, 手拿大扇骨, 骨上挂铃铛, 拴着红布条儿, 在前面领逗。喊此时领号人专司领号不干活, 称为“甩手号”。 休船时把船用绞关拉上岸, 推绞关时喊绞关号, 此号用拉纤号曲调, 只是不唱悠长部分, 节奏性增强, 也称“短号”[ 郑建山,常富尧.通州运河船工号子[J].北京观察,2017,（10）:74-76.]。

运河船工号子与漕运船工的劳作紧密伴随。其相关器具众多，包括漕运船及船上桅杆、篷布、橹、篙、铁锚、纤绳、定船石等。

运河船工号子是鲜活的历史记忆，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它是运河文化和北京文化标志性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如今，运河船工号子已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且在传承上后继乏人。

【相关视频】

（1）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传唱古河道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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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运河特辑（9）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挖掘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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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九集：运河上的船工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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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晚报 http://m.news.cn/book/2017-11/05/c_129730748_3.htm）

自金代起，通州就是漕运重地。元、明、清以来，每年都有大量的漕船沿大运河将数百万石的漕粮运至通州的张家湾与土、石两坝，再转储京、通各仓。石坝码头位于通州城北门外，土坝码头位于东门外，后来在土坝码头附近，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老百姓就叫它土坝胡同，这是土坝胡同的来历。

除土坝胡同外，在通州地区还留下了大量与仓储有关的街巷和地名。比如，通州南部张家湾的皇木厂、萧太后运粮河等；通州城内外的中仓路、中仓街道办事处、后南仓小学、土坝胡同、天后宫胡同等。这些与漕运文化密切相关的人文符号与乡愁记忆，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在通州的每一个角落，大运河的精神无处不在。

几百年来，凡是漕粮入仓，都要经过查、验、运、纳粮入仓等一系列繁琐严格的手续。因为粮食关乎国家生存之命脉，所以历朝历代都给予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来打理此事。

据清代王庆云《石渠余纪》记载：“凡收漕粮，坐粮厅掌督催（所属石坝军粮经纪100名，白粮经纪25名……），大通桥监督掌抽查，而莅以仓场侍郎。” 《石渠余纪》又载：“各省漕粮，有正兑，有改兑，有白粮，有改征，有折征。五者漕粮本折之纲也。” 这里所说的“正兑”、“改兑”和“改征”其他粮种的漕粮，都是指从东南各省所征收上来的麦、豆等粮食。负责验收这些粮食的经纪称作军粮经纪，军粮经纪不是政府正式的在编人员，而是在坐粮厅有案可查、经过官家认可、处于押运漕粮与仓场管理之间的中间人。这些信誉度很高的经纪人员，对于押运方与收储方都要负责任。

军粮经纪负责检验向京仓转运的“正兑”与“改征”的漕粮，其验收漕粮和装卸漕粮的地点，就在通州北门外东面、大运河西岸的大光楼——也称石坝楼、或者简坝楼、或者干脆因其性质称作验粮楼。大光楼始建于明朝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明清两朝，朝廷户部坐粮厅官员就在此验收漕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八国联军一把火烧了大光楼。如今的大光楼是水利部门在整修河道时重建的。

漕粮验收合格后，先装入布口袋，再由扛夫以肩扛背负的方式，运到通州城北门外西面的葫芦头——石坝码头处，这里是通惠河与北运河衔接的漕运码头。

石坝码头之名，源自于明代吴仲将通惠河河口调至通州城北门外葫芦头东侧后，在此修建的码头。据《日下旧闻考》记载：“石坝在州城北，嘉靖七年建，京粮从此盘入通惠河”。而“改兑”粮则入通仓。改兑，是指将原徐、淮、临、德四仓之粮，改由民船在方便交付漕粮的岸边直接付于押运员，由官船运到通州的漕粮。改兑之粮也是由军粮经纪负责检验入仓。改兑的验粮、卸粮的地点，在通州东门外、运河西岸的土坝码头。由此再以车运或者船运，进入通州各仓。

运输漕粮的船只高大沉重，行走迟滞，遇浅受阻时，就要以剥船转运。每当南粮运抵北河，即用剥船运赴通州。清朝时，官备剥船1500艘，每船在船尾编列字号，并写明州县船户姓名，烙印“直隶官剥船”字样。这些剥船发交天津段沿河十八州县收管，每年四月以后调赴各处备用。剥船除剥运漕米、铜铅、麦豆外，空闲时可载运商货、盐斤。

位于通惠河上的剥船，由各家经纪分别管理、协同使用。各家经纪轮流到大运河西畔的大光楼值班，当天值守的经纪以抽签的方式来决定验收某帮某船之漕粮，这样显得既公平也合理。当然，经纪在验收漕粮时也是有技巧的，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按照征收漕粮的规定，各地负责漕粮质量的官员要先验成色，看是否潮湿霉坏；二验是否为当年收获的新粮，防止以陈粮充新；三验粮食的质量标准，看是否颗粒饱满；四验是否混有尘土、稻壳、杂质等。验收合格后，过斛核算重量，最后装入漕粮专用的麻袋，由漕运官员在麻袋外盖上“漕粮”印鉴。不过，历代漕粮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在少数，漕船一路上栉风沐雨、击涛搏浪，难免有损失。有时浸水潮湿霉变，有时沿途遭到名目繁多的盘剥，有时漕粮不够就掺杂沙土等。为此，漕粮运到通州后，要由军粮经纪再次予以查验，所以在明清时期，有查验之权的军粮经纪也是肥差。

按照陈乃文先生祖辈传下来的说法，经纪在验收漕粮时，能以单臂插入船舱的米中，直接由船舱内取出米样。经纪在用手臂插入漕米的过程中，就可以凭借米与手臂的摩擦和以手攥握漕米的滑涩感，来判断漕粮是否“蒸湿”。对于温度高、含水量大的“蒸湿”漕粮，根据情况，可以分别采取晾晒、扬簸，或者一晒一扬，有的还需三晒三扬，乃至最后动用扇车来扇，以达到符合标准为止。

对于检验合格过关的漕粮要及时核查数量，也叫“起米过斛”，就是将漕粮从船舱内取出，以斛来过量。过斛之后，将漕粮装入布口袋，再由验粮的经纪用上好的木炭，也叫“福炭”，在装好漕粮的布口袋外面画上自家专用的密符，也称作“戳袋”，这表明装袋之米已由某家经纪验讫完成。如此一来，这名经纪就要对这袋漕米以后的质量负全责了。

用“戳袋”画符的办法，一来可以方便自己查对，二来也可以防止他人进行伪造。用这种方式验收漕粮，既安全又保密。所以，在漕运码头上，画“密符”是经纪人的看家本事，也是吃饭糊口的职业。

据陈乃文先生讲，当年百家军粮经纪验收漕粮，都有持扇上坝查验的习惯。而官家检查经纪是否认真办事及办事效率的尺子，就是依据“密符扇”上的密符。用来查对经纪的密符，都画在一扇称作“军粮经纪密符扇”的折扇扇面上。

现如今，已捐赠给通州区博物馆的这把密符扇，就是当年陈乃文先生的高祖陈培芳，在清道光丁未年（1847年）当军粮经纪时上坝所持有的“军粮经纪密符扇”。它也是当年由前任经纪移交给陈培芳的。

此扇扇面为宣纸，在扇子的边沿上盖有制作坊“聚成公制”朱记。当时扇面粘在扇骨上，整把扇子套装在扇袋内。在扇袋的一面，绣有“南纳北收”；另一面锈有“东装西卸”。整把扇子上沿弧长61厘米，下沿弧长26厘米，宽17.5厘米。每面分别绘有50个密符，两面共计100个密符。

每个密符都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分绘的是符号的形状（简称“符形”），下部分用楷书著明符号的名称（简称“符名”）。符名，就是军粮经纪的称号，但是与自己的姓氏无关。例如“牛”形符形，下注“罗锅”符名，只表示这家军粮经纪的称号是“罗锅”。它代表的意义是牛在用力拉货物时，低首弓肩看似驼背的“罗锅”的样子。王麻的密符，是以两条相交叉的斜线来象征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剪子，北京和通州地区的剪子以王麻子的最为锋利而著称，创建此符的经纪人，暗喻自己办事“干净利索”。而小楼的密符则画上一笔作鱼身，两条弧线作鱼须，这符形，表示的符名是小楼的意思。小楼是闻名京东、位于通州南大街北头东侧的一家餐馆，其“烧鲇鱼”是当家菜。人们一见到鱼，就联想起了小楼。每年漕粮上坝，总会有众多经纪人在小楼上宴请会客，一来二去，可能某位经纪人就顺章取义地将小楼饭馆的字号，作为自己验收漕粮的密符了。

“密符扇”是军粮经纪在漕运事务中，为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创制，并且得到官家认可的秘密符号。经纪人在使用密符时，只画图形，也叫画花押，不写符名。局外人见到花押，不知道何名；即使知道符名，也很难知道这符名是谁家的。因为符形和符名具有双重的保密性，如果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也方便追查与纠错。

及至清雍正年间，经过裁撤合并后，军粮经纪只有100名， 这“密符扇”上的100个符号，也就全部定型了。其中地名1个，舟车名2个，店铺名2个，花果瓜蔬名12个，鸟兽虫名17个，日常用具名16个，古时人名50个，总计密符整整100个。

在“密符扇”上，包括使用者的姓名、使用的符形与符名，都得到了官家的认可与备查在案。官家，主要指坐粮厅。坐粮厅的官员，又将这100个密符分别绘在折扇的扇面上，以便查阅并充当验收漕粮时的执法凭据。

密符的来历，最初应由军粮经纪本人按照自己想法、意愿，或者诨名、绰号等来综合创制。比如，在100个密符中，仅有“通州”一个符名以地名出现。“通州”密符，是将两个草书“十”字，并联一起，像一个“州”字；两个“十”字，分别象征着土坝和石坝，表明大运河北端西畔的两座紧邻的漕运码头，就在通州的城下，相传，这是为了纪念开漕英雄吴仲而创制的。由于“通州”符是“天子一”最高等级的使用者，所以这位经纪人就持有绘制全部密符的折扇。

持有“通州”密符者，在百家军粮经纪中，也受到众多经纪人的最高礼遇。不论在验粮，还是纳粮入仓时，各家经纪见到他，都要主动退让，以至于侧身而过以示谦让。

密符扇的100个密符，反映了儒家的思想、民俗的气味与市井的人情等等，它是集中了时代气息与创符人之阅历修养的综合体现。密符扇，存留历史、延续至今，是典型的漕运文化的产物与实证。至今，这把“密符扇”，依然是每位到馆参观者，必然用心来欣赏，以仔细体味运河文化深厚底蕴的传世之凭证。

据文献记载，军粮经纪始于元代，盛于明代，完备于清代。

在元代，朝廷令张萱督运至通州张家湾，而后这里才有张家湾地名的出现，皆因内河漕运至此，至今也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在张家湾码头，早先就有经纪聚集在这里，及至明嘉靖七年（1528年），吴仲将元代郭守敬督修通惠河河口延伸至通州城北门外大运河西畔石坝码头后，经纪才随之迁移到通州城下。明代经纪最多时候有330名，也可以称为330家经纪，或者330号经纪。经纪人数的多少，与明代漕运鼎盛时期每年转储多达400万石的漕粮密切相关。

清沿明制，漕运码头转储，仍设专职经纪，以为国家代验、代运、代纳漕粮。及至清雍正五年（1727年）的时候，裁并军粮经纪减少至100名。

在清代，军粮经纪的头领仍旧沿用明代，称为“天子一”。古人取名字多从典籍而来，军粮经纪头领的名字，则从《千字文》中来，取首句“天地玄黄”的“天”字，排为第一，即“天子一”，也就是军粮经纪的第一家、第一号、第一名的意思。为体现公平、避免积弊，“天子一”每三年或者五年更换一次。由众家经纪公推并报经坐粮厅备案认可。经纪工作时，先要与坐粮厅官员接头，安排各家经纪到大光楼轮流值班当差、抽签，并确定某家经纪、验收某帮漕船的漕粮。

明清之际，每年验收转储的漕粮不下三五百万石。每名经纪都要领有斛夫二三人，负责对麦、豆等漕粮量米过斛；纤手一人，负责取米样。同时，每名经纪还负责通惠河上的运粮驳船三只。就连下面转运漕粮的车户、或者船户，也都要附属于经纪来谋生。

经纪每年要依国家规定漕粮的质量要求，在坐粮厅领导下，严格按照“样米”的标准，来检验北上入通之漕粮质量并核查其数量。负责代为运输的军人，则要将漕粮，转交至京仓与通仓。可见，在每名经纪背后，都有着强大的验收与转储之能力。

明代通州粮仓显赫，经纪众多。及至清代，规定每10年要对经纪进行一次大的更换。规定归规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经纪背后存在着强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各家经纪都是世代相传，并且可以进行出卖或者转让的。

在漕运的发展过程中，经纪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商业性质的社会职业经纪人，也被视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或者行当。为什么会如此呢？经纪的社会价值是如何体现的，或者干脆说他个人的收入又是如何获得的呢？

据《石渠余纪》记载：经纪人的收入是以贴补的名义获取的。即“每米一担，运军贴经纪车户钱二十二文。”清嘉庆五年（1800年）又规定：“外增加五文。”其二，每验收一只漕船漕粮的货物，可以收取“样米”一斛。前者是国家的规定，后者则是民间与行业的约定俗成。

另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假公济私、借机敲竹杠所得。如果让经纪满意，不但能验收合格，还能在过斛时做手脚，一船漕粮能多量出几十石百余石。反之，银子使不到，不但质量无法过关，同样一船漕粮还能少量出若干。办法是众人皆知的，用斛过粮，斛满了再踢上几脚，斛里的粮食便塌陷下去，这叫“踢斛”。收粮时斛该不该踢，踢几脚，用多大力气踢，这里面就有学问了。“起米过斛”要用一只刮板，粮食装入斛之后用来刮平。斛平斗满乃为公平，因之要求那刮板一定要绝对平直无误。而军粮经纪手里的刮板多是月牙形的，刮斛的时候，月牙朝上斛面是凹的，月牙朝下斛面是凸的。这一凹一凸差距有多大？这叫“淋尖”。“踢斛淋尖”是常见的“漕弊”手段。不过，经纪也要将这些非法所得的一部分，向上送给坐粮厅等官员，进行打理疏通，以讨好各位上司。除正直官员外，一些官员明知其弊却不予追究，也是常有的事。

经纪对于其所管理统领的车户、船户以及杂役脚费等，根据其所运粮数量，于当天或者数天来结算一次。而每名经纪，在每月则要向坐粮厅以及仓场等缴纳例银、饭银、茶果银、灯油火耗银等名目繁多的费用。这些费用所需银两多达三五十两。不过，除去正常开销，经纪每年净收银两大约在一千两左右，漕粮多的年份，净收的银两可以增倍在两千两左右。在当时的社会，经纪确实是一个肥差，没有势力是干不上这个职业的，但没有本事的人也干不上，因为经纪要直接和领运官、押运官、清帮老大、水手运丁、花户车户、斛头扛夫以及蝗虫一样吃漕运的三教九流打交道，应付如此庞杂险恶的社会关系，没点能耐是不行的。

  一把看似平淡无奇的扇子，就见证了大运河的辉煌，见证了漕运码头的繁华。可以说，读懂这把扇子，就能了解千年漕运的独特文化。（任德永）

（来源：北京旅游 https://www.visitbeijing.com.cn/article/47QpzXqH76n）

明朝初期，朱元璋把国都定在金陵，加上他四儿子朱棣发动4年之久的“靖难之役”，通惠河失于修治而淤浅废运了。朱棣又把都城定在北京，通惠河日益重要起来。整治后用几年又淤塞了，再治再淤，时断时通，始终没有彻底修治。到了嘉靖六年（1527），有个巡仓御史叫吴仲的，以国家和运夫利益出发，为省钱多运，力排众议，建议朝廷重修通惠河，可大多数官员坚决反对。那个嘉靖皇上首鼠两端，听两方都在理而犹豫不决。几个月过去了，还没个结论。雨季里有一天，北京上空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突然一个炸雷把天安门上一个吻兽击碎。吴仲等一些官员立即给皇帝上书，说通惠河不重修，劳民伤财，天怒人怨。嘉靖帝一害怕，立即命吴仲抓紧重修。

吴仲接到命令，立刻着手重修事宜，他和多名官员对元代通惠河进行全面深入踏察，但不知如何重修更好。就来到通州走访。访了多时，还是没个着落，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老百姓举荐通州城里一位叫孟钺的老人，此人武举出身，老练世故，凡当时事及漕河利弊皆深有研究。吴仲问及治理通惠河关键，老人当即回答：“积水搬运，始可以行。”意思是只要积高水位，搬运粮袋过闸，才能行运。老人解释说：“通州至北京四十余里，地势陡峻，水难停蓄，非累闸（非要建造多道水闸）积水，递转搬运（从下游向上游一闸接一闸扛粮过闸转运）不可行也。”三位官员恍然大悟，兴高采烈，称赞说：“灼见在草莽（明白透彻的见解在于老百姓之中），真识在土著（真正的知识在于当地群众里面），良谋出老练（良好的谋略出在丰富的经验），断可从矣（尽可以听从啊）。”按照通州孟铖老人的指数，科学地把永通桥(八里桥)西至张家湾的元代通惠河下游河道废弃不用，顺着金代闸河故道继续往东疏浚，到通州北门外迤东入大运河，并在北京东便门至通州北门外之间的通惠河上建有5道水闸，又在运河北端的通州城下修建了石坝、土坝两座漕运码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闸二坝”，如此，京通间漕运大道——通惠河又别称大通河了。

在重修通惠河竣工后，孟铖老人找到吴仲说：“这次京通之间水运成功，省陆费脚价二十万”，这是国家利益，可朝廷怎样对待押运漕粮的官兵呢？漕运官兵计有10万，不如拿出馈赠给他们，以达到“上下两便”。吴仲听后便上奏朝廷采纳了孟老的建议。从此，漕运利益使军务与国政两便。这和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在山东修治大运河时，听从当地治水专家白英老人意见，是一样的明智，一样的伟大。通惠河重修后，对北京、通州的建设、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很大作用。京通官民对吴仲十分敬仰，就在通惠河口附近北岸，捐资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称通惠祠，俗称吴仲祠、吴公祠。

  吴仲此次重修通惠河颇为彻底，“河闸法”一直连续使用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运河停漕之时。他在修河同时，还对两岸加以绿化美化，使整条河道形成优美景观。特别是通惠河在通州内外的一段风光更美，明代就成为“通州八景”之一——波分凤沼”的美景了。“波”指通惠河水；“分”指分流；“凤沼”指皇城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等。听专家说，此河在今永顺镇筛子庄附近南岸分出一河汊，即后来的玉带河；又在今新华街道天桥湾处分出一河汊，至今体委训练场东南角外入通州城，走新华大街一线，出东水关入东护城河；在天桥湾北便民桥东月河（现在河道）口处康熙间建有响闸，而主河道沿到西海子公园内葫芦头处，有石坝分码头，北岸有滚水石坝。通惠河就这样分为三汊东流，而在分汊处水面宽阔，睡莲与水藻蔽水，蒲苇荡漾，鱼翔浅底，鸟鸣绿岸，主河道上剥船长队逶迤，岸边田园茅舍，景象非凡。

（来源：齐鲁晚报 https://www.sohu.com/a/578118792_121218495）

冯应榴(1741—1800),字贻曾,浙江桐乡人。冯应榴自幼秉承家学,博闻强识,才华横溢,尤潜心于诗学研究。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举,次年进士及第。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四川学政,先后出任湖北、山东、京师顺天府的考官或副考官,又累迁至吏部郎中、御史、通政司参议、鸿胪寺卿、江西布政使。他为人仁厚,刚直沈毅,为官清正,遇事敢言。沉浮仕途30年,曲折坎坷,屡蹶屡起,所任大多有政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冯应榴出任通州坐粮厅的差使。通州坐粮厅隶属户部,职掌自天津至通州的潞河(北运河)漕河治理、漕粮验收、水陆驳运、征收运税、河畔杂课、仓廒修缮等诸多事务。清朝政府规定,通州坐粮厅每任二年,事毕仍回原部任事。

冯应榴上任后,恪尽职守,经常到潞河巡察漕运,每当看见河中船舶迤逦、帆樯林立时,他就想到老家河流纵横、船只运输繁忙的情景,又想到只有江南老家粮食丰收了,才能有大批漕粮千里迢迢、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城,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又看到潞河两岸店铺鳞次栉比,商贾云集,繁荣富庶,想到了为官者的责任。于是他便萌发了将潞河漕运盛况记录在案的念头。为实现这一愿望,他想到了自己的好友、画家江萱,便修书一封,邀请江萱前来通州参观写生。

江萱,镇江人,乾隆时期画家,善山水、风俗。江萱应邀来到通州,眼前的情景令他大吃一惊,没想到位于北方的通州城竟胜过江南水乡,河道纵横,水波荡漾,漕船首尾相连十几里,风帆高扬,两岸衙门、商号、钱庄、寺庙、商会、官仓等布局错落有致,街市上车马川流不息,人头攒动。入夜,一河渔火,丝竹之声悠扬,夜不罢市。他信步河畔,大街上商品琳琅满目,各种风味小吃的香味随风飘来。

江萱兴奋不已,创作灵感陡然而生,他铺卷执笔,挥毫泼墨,一幅流传后世的长卷诞生了。该画气势恢宏,风格写实细腻,绘有官船、商船、货船、渔船等各类船只共64条,有的扬帆离岸,有的落帆停泊码头,拉纤的,卸货的,推小车的,清晰可辨；岸上码头、衙署、店铺、银号、酒肆、民宅、粮仓等各种建筑林立；画中绘各种人物共计820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神态各异,每个人物、景象,都安排得疏密有致,恰到好处,极富生活气息。

冯应榴欣赏后也是感慨不已,于是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一篇长跋《自书潞河督运图后》,其中写道:“盖潞河水浅舟多,不能齐达坝下,故别以船剥(驳)坝,有石有土,石坝在(通州)北门外,通州州判掌之……坝前为潞河,后即通惠河……是已运十三京仓之漕抵石坝,由大光楼下,背负而入通惠,肩踵相接,日数万人……近(通州)东门者为土坝,州同兼掌之。运通州西、中仓之漕,由坝而入城河,舟运至旧(城)南门者,贮中仓；新(城)南门者,贮西仓。”

潞河成进京重要漕河运道

《潞河督运图》中的潞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又称沽水、白河,现称北运河,从北京通州北关闸为起点,一直通到天津汇入海河,全长148公里,流域面积5300平方公里,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段。潞河通漕始于金代迁都燕京前后。

由于潞河两岸白沙较多,草木不生,水土流失严重,常常淤塞河道,金元之后历代统治者不断疏浚整治,漕船来往不绝。金、元、明、清四朝建都于北京,所需各种物资绝大多数必途经潞河,水运至京。潞河成为一条通向北京的重要漕运河道,对京城建设、经济发展、北陲巩固和民众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甚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仅元代一朝,通州就建有十三仓,每年岁朝南粮“多至三百万石”。元朝人欧阳玄曾描写当时漕运的繁忙景象:“舳舻尾相衔,密次若鳞甲。”

元代以后,无论海运、漕运,凡进京者必走潞河。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说:“元代南粮北运,每年二三百万石主要由海运至直沽海口(明代始设天津卫),由白河、通惠河至大都……自明永乐迁都北京至清道光咸丰以前,每年大约400万石,都由运河北上,海运已微不足道。”当年,潞河曾是繁华兴盛之地,南北缙绅、四方贡使、商贾贩庸、帝王南巡、学子会考等均频繁来往于潞河。雍正时期《御制通州石道碑文》记载了潞河一带繁华景象:“潞河为万国朝宗之地,四海九州岁致百货,千樯万艘,辐辏云集,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络,相望于道,盖仓庾之都会而水路之冲逵也。”